第六十节 儿子从上海回来,老子病情更加恶化

第六十节 儿子从上海回来,老子病情更加恶化

杜月笙开始使用氧气之后,喘疾逐日减轻。除了为上海的徒子、徒孙们悲哀,为受难的同党痛哭外,这还有一件牵心挂肚肠、使他眠食难安的大心事,那就是他的长子杜维藩仍在上海逃不出来。

就在1949年年底,上海中汇银行“告急”函电如雪片般飞来,中汇银行的总经理原系浦拯东、副总经理徐懋棠、杜维藩。抗战胜利以后,中汇拥有两个存款最多的大客户,一个是杜月笙一手创办的上海鱼市场,一个是杜月笙任董事长的大东书局。有这两大客户每天解存巨额现款,中汇银行对于一般小额存户始终兴趣不高,无意争取。然而,偏偏在上海被解放军占领以后,大东书局和上海鱼市场的主持人杜月笙和唐承宗都已撤离上海,两大客户风流云散,几同解体,再也没有巨额现款存进来。照说中汇银行理该无事可为,关门大吉,但是奇怪的是,上海人大概都晓得中汇银行是杜月笙开的,生意买卖暂复正常,在上海公私各银行中中汇的存户突飞猛进,与目俱增,业务反倒欣欣向荣。此一反常的现象不曾使杜月笙沾沾自喜,引起欢慰,相反地他却认为照这样下去,他肩膀上的担子势将越来越重,他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他晓得共产党断乎不会允许有私家银行存在,中汇银行在不久的将来必定要被中共没收,杜月笙不欲利用他私人的声望与信心为共产党恢复经济出力,所以他不但无意继续维持中汇,而且急于早将中汇关门。

却是他苦于在撤离上海之前,无法先行宣告中汇停业,此刻他便不得不采取亡羊补牢之策,不惜任何代价和牺牲,设法结束中汇银行,而这时中汇银行总经理浦拯东先已辞职,因此,他便嘱令他的门徒,中汇副总经理徐懋棠到上海这龙潭虎穴去走一遭。

徐懋棠大半辈子席丰履厚,养尊处优,他好不容易在中共占领上海之前逃到了香港,此刻老夫子一声命他回上海,他哪来这个甘冒生命危险的胆量?起先他推三阻四,后来便支支吾吾,他的态度使杜月笙勃然震怒,尤其当时情境迫不及待,急切无奈之余,带三分气忿,杜月笙便断然地说:

“好,你既然不肯去,我就叫维藩到上海去了中汇结束的事。”

徐懋棠依然不声不响,于是杜月笙言话一句,便再也不容收回,他明知杜维藩此去非常危险,然而话已出口,他只有硬着头皮,叫杜维藩回上海办理中汇银行的结束事宜。

杜维藩父命难违,只好别妻离子,心惴惴然地回上海去。他到上海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为难他,于是,杜维藩住进了爱多亚路中汇银行去办公。但是,他立即发现整个中汇银行已在倾向共产党职工的把持之下,而共产党在中汇银行的领头人,是储蓄部的一名襄理兼课长。

暗中为共产党效力的中汇员工,抓牢了杜维藩就不肯放,双方南辕北辙,于是暗中展开了斗争,杜维藩奉杜月笙之密令,冒险赴沪原为结束中汇业务,但是共产党为稳定上海,广为宣传,尽量扩充业务。杜维藩固不能完成父命,在这一段时期极为痛苦,他在尽力应付公事以外,一天到晚都在想着怎样离开上海。

杜维藩去看过他的“寄爹”黄金荣,听黄金荣向他诉说自己的悲惨际遇,当共产党展开清算斗争与公审时,杜维藩也曾站在中汇大楼楼头数过囚车开来开去的数目,他心知自己非走不可,于是要了一记噱头。

杜维藩故意跟那位在中汇的工作的中共课长套交情,说“知心话”。他纯以业务观点论事,强调当前的中汇为了扩充业务非得增资不可。那名课长不知有诈,一听“增资”二字,便眼睛一亮,当下便问:“怎么样个增资法呢?”

“老板在香港,”杜维藩指的是他父亲杜月笙,“一大笔款子存在手上,香港又没有什么生意好做;让我到香港去跟老板讲,中汇业务大有可为,何不拨一笔钱给中汇增资呢?”

这个话的前半段一丝不假,杜月笙在香港有一笔买房子的钱,中汇同仁大抵晓得,当时的上海军管会希望杜月笙能回上海来,所以答应了杜维藩“回一趟香港”的要求。不过,杜维藩必须自己去寻一位保人。

为了找这个保,使杜维藩煞费踌躇,为难已极,他所谓回香港请杜月笙增资原本是骗取共产党的信任,得以脱身的一记噱头。来日他到香港便打算不再回转,因此他也就无法决定请谁出来为他做保。

结果,这件事被刘寿祺所知。刘寿祺是杜月笙好友刘春圃的儿子,经杜月笙一手栽培提拔,在杜月笙所拥有的华丰面粉厂当了经理。当时他跟中共的上海劳工局长关系拉得极好,听说杜维藩正为保证出境问题犯难。由于两代的交情和少东家的安危,刘寿棋愿意担保杜维藩离开上海、回到香港以后在共产党指定的日期之内赶回上海来。刘寿祺的帮助使杜维藩深受感动,随后果然他不久就领到了路条。这一下杜维藩平安无事地回到香港,使得自杜月笙全家大小,欢欣如狂,人人都在额手称庆,尤其感激刘寿祺的“仗义勇为”。

爱子无恙归来使杜月笙大大松了一口气,心中无比欢慰,因为杜维藩重返“自由世界”,对杜月笙来说,实有两层重要的意义。杜维藩由香港去上海,前后半年之间,外面不明真相的人,议论纷纭,都说杜月笙长子返沪,是为杜月笙本人投共铺路,因而“料准”杜月笙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回上海滩,最低限度,杜维藩上海行,也是替他父亲从事试探,看看杜月笙和共产党究竟有否合作的可能性。

另一层重要的意义,当然是长子杜维藩个人的安全问题。

当初,杜月笙派徐懋棠回上海而他不敢去,他多一半是动了气,小一半也是实逼至此,无可奈何才把大儿子送进上海滩的,在杜维藩是父命不可违,自己和全家上下何尝不是硬起了心肠?倘若杜维藩真有个三长两短,不但对于病中的杜月笙是一项严重的打击,他将又何以对他九泉之下的妻室,和都在跟前的媳妇、孙儿、孙女?

所以,杜维藩人到香港,杜月笙可说是披襟当风,如释重负,忍不住地脱口欢呼,当日,他精神一震,把一别半年的杜维藩喊到了房里来,嘉勉慰劳了他几句,父子两人随即开始一次极关重要的长谈。而杜月笙对于新自上海来的长子,他所问起的头一件事情,便是:

“我拍给黄国栋,叫他转给你的电报,你收到了没有?”

杜维藩一听,便晓得他父亲要问的是什么事情:黄金荣的正室夫人,杜维藩的寄娘,杜月笙尚未出道以前对他一力栽培提拔的林桂生———“桂生阿姐”在1950年春病逝上海。杜月笙在港惊闻噩耗,至感悲悼,他立刻打电报给留在上海的杜家账房黄国栋,转知杜维藩前去料理丧事,尽哀成服。林桂生自从黄金荣另娶露兰春,她“提得起,放得下”,翩然离了她相帮黄金荣建立起来的声势赫赫、钟鸣鼎食的黄公馆,便是杜月笙不惜开罪金荣哥,替她在西摩路备下了一幢住宅,搬过去定居,林桂生从此闭门不出,不问世事,1936~1937年里,历经北伐、抗战,战乱,哪怕上海滩炮火连天,打得稀烂,她仍不避不走。上她门的只有一个炙手可热、步步高升的杜月笙,而杜月笙一生一世惟独视林桂生为他的大阿姐,总是在说永远报不完她的恩。林桂生之死,使杜月笙以未能亲自送终为憾恨,他叫杜维藩去吊孝治丧,一再关照必须由他负担所有丧葬费用。

杜维藩禀告他父亲,他在上海时已经遵照杜月笙的嘱咐,妥善办好了林桂生的后事,杜月笙听后犹在不胜欷嘘,他说了些林桂生的为人和性格,对于她的“硬气”赞不绝口,以一个孤老太婆在上海关起大门,渡过了刃兵时起,动荡不安的二十五六年的艰苦岁月,她不但不要共金荣给她一文钱,帮她一点忙,而且绝不告贷求借,或者接受任何人的馈赠,上海人所谓的“白相人阿嫂”,林桂生可以赞得上是“代表性”的人物,她是“白相人阿嫂”的“开山祖师”,同时自从她瞌然去世,这一类典型的人物就此永远绝迹。

接下来杜月笙便问杜维藩自己徒子、徒孙恒社子弟的近况,以及他们留在上海,处境有否危险?对于这一个问题,杜维藩惟有摇头苦笑,他说根据他的统计,恒社弟兄滞留沪上不会逃出来的还有五六百人,而在他离开上海的前夕,共产党早已开始清算斗争,五六月间上海被捕的清算斗争对象为数在万人以上。这其间有多少恒社分子,他无从打听。不过。有两点极堪注意的事,可以预见恒社分子的前途一定是凶多吉少。

杜月笙则闻言嗒然不语,他的神色一变而为愁惨悲痛,20年来他对恒一帮帮会流氓加意培植,呕心沥血,其用心之苦,不是一般朋友师生的情谊所可比拟。杜维藩的报告可能是他预料中事,但他内心对于留沪恒社分子的安全犹存一线侥幸之望,杜维藩的一番分析使他这最后的希望也归于破灭,于是,杜月笙陷于深巨浓重的悲哀之中。

杜维藩无恙返来来是一件大喜事,因此杜月笙力疾而起,一连和他谈了几天,然而所听到的都是恒社分子怎样危险,留在上海的老朋友们各种不同的悲惨下场,这许多消息使杜月笙刺激颇深,于是,杜月笙犹未痊可的一场“喘大发”,又变本加厉,病况极其严重。他每天一阵接一阵的急喘,喘得他汗出如浆,神志不清,半人高的氧气筒用完一支又接一支,情况最紧急的时候,所有的医生不约而同摇头叹气,他们向杜公馆的人强烈暗示:应该有所准备。

因此,杜公馆上上下下乱成一团,几个成家立业的儿子,和三楼孙太太都住在外边,惟恐临时生变赶不及到坚尼地来送终,孙氏太太、杜维藩、杜维屏、杜维新,再加上住在坚尼地的杜美如、杜维善、杜维嵩,嫁到金家的杜美霞,所有杜月笙在港的太太、儿女、孙儿、孙女,每天都到坚尼地守夜,以防万一。

杜月笙这一次病情恶化连续一个多月,自1950年5月中发病到同年6月下旬,他躺在床上用氧气,仍旧喘个不停,身上的小褂裤一转眼就被淋漓大汗濡成透湿,侍候他的人忙不及脱下揩干身体再换穿。

好不容易在盛夏时分喘势渐渐地被止住了,杜月笙等于在鬼门关口打过了一转,大病初愈后的杜月笙形销骨立,面容憔悴得令人不忍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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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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