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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个人的体验》发行之时的评论

作者:

——您就从这种心境出发,写出了反映个人生活的,却不是私小说的《个人的体验》。也许,这就是作为小说家的大江先生真正意义上的出发,同时也是日本现代文学一个崭新的开始……在您创作这部作品前不久,还写过一部题为《空中怪物阿贵》的小说,其出场人物夫妇俩与医生共谋,试图杀死脑后部长着很大瘤子的新生儿。这两部作品之间的关系……

我运用在那以前写作短篇小说的技巧来把握这个主题。首先,我需要做一个尝试,于是就写出了《空中怪物阿贵》。然后,就想在此基础之上,再写一部与此不同的、全新的小说。有一个记者叫做山口瞳,他同时还是一个作家,他就批判我,说是“所谓体验,不全都是些个人性的东西吗?这是一个同义重复的题名”。我倒是认为,在这个体验之中,既有共性的东西,也有个人一般性的体验。而通过人类共性的体验创作出来的,就是我们大家的历史了。在这其中,会出现只有个人才能体验到的、完全孤立的体验。考虑到这一点之后,我就写下了那部作品。我想要重新审视把一般性的、可能的体验,以非常特殊的形式,紧紧黏附在个人身上的这种手法。这就是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于是,我创造出了鸟这么个人物,同时也曾努力将其从自己身上分割开来。

当时,我试图通过创作这部小说来确认一个事实——与智育发育缓慢并患有智障的孩子共同生活下去,那就是自己今后的人生!接着,我就写了主人公下定决心的那一段,然后流畅地写完了其后的大约三个页码。也就是鸟对岳父岳母说了从医生那里听来的话语——那孩子如果最终可以自己设法吃饭、自己去洗手间,或许就能够成长起来。这样一来,也就能够存活下去了。小说在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小说刚一出版,就遭到三岛由纪夫的批判:“这是一部必须以大团圆收尾的那类小说。”在当时,我觉得那个部分是自然形成的。于是我就反驳说,想要与孩子共同生活下去的决心非常重要,使得主人公作了如此决定。其后,便如同自然涌泻而出的水流一般写了下去,而且没做任何修改。后来,这个反驳又遭到了江藤淳的批判。另外,美国一家出版社在出英文版本时,也曾要求对这一段进行改写,却被我拒绝了。然后,就一直到了今天。

——您的这种不愉快心情,在《致令人怀念的岁月的信》里,也曾做过详细的叙述。小说里有一个场面给我留下了强烈印象,是文本中的叙述者兼作家“K君”,从敬爱的义兄那里收到他特地在“我觉得即便删去也未尝不可的部分”下画上线条的那几个页码:

已经是秋末了。鸟为孩子出院而去脑外科主任处告辞刚一回来,只见岳父岳母围拥着怀抱婴儿的妻子,正在特护儿病房前微笑着等候自己。

“恭喜你,鸟,孩子很像你呀。”岳父招呼道。

“是呀,”鸟谨慎地说。婴儿手术过后只经过一周,便有点儿人的模样,再过一周时间,长得就开始像鸟了。“我把头部的X光片借了出来,回去后再请您看。头盖骨缺损部位的直径只有几毫米,说是目前正在愈合之中。脑子里面的实质部分并没有溢出来,因而不是脑疝,只是单纯的肉瘤。听说在割下的肉瘤里,有两个乒乓球状的白色坚硬物体。”

“手术得以成功,真是太好了!”岳父看准饶舌的鸟的话语稍有停歇,便应声说道。

“手术持续进行并一再输血时,鸟输了好几次血,终于像被吸血鬼德拉库拉咬住的那位小姐一样面色苍白①。”岳母说,“鸟就像奋起的狮子一般活跃。”

婴儿惧怕急剧变化的环境,畏缩地紧紧闭合上嘴唇,用尚无视力的眼睛窥视着大人们的模样。

那是我在模仿日本古典中订正字句的手法,就是那种对于错处不加涂抹,只画上记号指出错误的手法。当然,至于小说的完成,我现在也还觉得最后那部分存在问题。不过呀,如果把孩子置于当时连生存本身都很困难的状态,把绝望的青年置于那孩子的身边,就这样结束小说的话,那么,现在当我重新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一定会强烈感到自己是背叛了那个希望的作家,背叛了内心里想要与孩子走向真实的共同生活的希望——设法与孩子和妻子一同活下去的那个可怜希求。对于生活于现实之中的孩子,现在我也许会发现自己是一个无法正视孩子的人。批评家龟井胜一郎②在战争时期是国家主义者,战后则对佛教有很深的研究,他也指责说“这位作家的伦理性存在不彻底之处”,可我认为,咱的伦理就是与这个孩子一同活下去!

在这种时候,就像萨义德说过的那样,“由于这是人的问题,因此我相信,如果放上一段时间,就会在明亮的方向上看到解决的征兆”。这实在是处于最为痛苦境地的人对事物的思考方式和感受方式。正是因为这种方式的存在,人类才得以延续至今的吧。长期以来,我一直坚信着这个观念。

首先,存在着与智障孩子一同生活这个现实,然后,自己决定将其引入文学,写成小说作品。于是那部小说本身便给了我一个回报——支撑着我本人在其后的生活方式。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光现在与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我认为,这就是小说的魅力之所在。

因此,也可以这么说:虽然我仍然不相信这种和谐是根据神的意志事先安排的①,但我毫不怀疑地认为,明亮的光线终将照射过来,我就怀着这样的信念在写小说,直至今天。而且,作为自己的文学观而言,这样认为也未尝不可,可我本人的死亡这个决定性的东西却在不断挨近。我已经七十一岁了,能够继续工作的时间正在受到限制。如此一来,与以往那种不可思议的乐观主义不同,我觉察到这一次将站立在具有决定性的困难面前。而且,对于那个困难,我还是要借助自己的文学与其进行对抗。我这个作家尽管已入老境,却不认为已与读者达成了广泛而持久的联系。毋宁说,我甚至感到自己正陪伴着彻底的孤独感走向死亡。于是,一如萨义德在《晚期风格》中所论述的那样,或者如同在我的《致令人怀念的年岁的信》里的义兄业已说过的那样,最为粗野的悲痛和痛苦,也许将会显现出来。不,而是将会清晰地显现出来吧。

如何才能从事在理念和感情上从正面把握那个状况的工作呢?当我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可以最终环视自己的人生了——二十二岁时似乎出于偶然而开始写作小说,自己的人生也因此而被决定下来。可这一切究竟是好事呢?还是正好相反(笑)?对此,我自己能够进行判断。我希望在今后两年内完成这样一部作品。或许正是这个意志的力量,正在支撑着现在的我。

——大江先生到底是拥有特殊意志的人呀,而赋予这个特别意志之力量的人,则是光。您的小说真是不可思议,您的实际人生同样不可思议。

是啊,唯有实际生活才真的是不可思议。即便现在呀,光每天夜晚睡了一觉后要在十二点过一些起床上厕所。夏天倒是没什么问题,可一到冬天呀,由于他不能用毛毯把自己包裹得很好,就会经常引发感冒。他的支气管也不太好,这就比较危险了。因此,除了去国外旅行那段时间外,我会在距离一楼光的房间很近的餐厅,一直工作到深夜的那个时间段。每当他起床去厕所,我就前去床边照看,用毛毯将其包裹起来。四十多年来,每天夜晚每天夜晚,我把用毛毯包裹儿子作为一天里最后的工作。那种时刻,我往往会闪过一个念头——这就是我的“永远”吗(笑)?二十来岁那会儿,这是无法想象的人生,我竟会成为四十余年来每天如此的人。然而,经过四十年之后再来看这个问题,我便觉察到,每天夜晚,在那个短暂的两分钟或三分种里,在深夜中,与光稍微说上几句话,会给我增添怎样的精力呀!把光的事情写在小说里,总能够使我面对崭新的工作,即便在每天的生活中,他也是以这种方式显现出积极因素的存在。就这一点而言,在他出生之际,家母曾叱责道:“光这个名字呀,还是要比乌鸦那种名字要好(笑)!”当时,我接受了母亲的批评,现在看来,情况确实如她所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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