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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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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死后,第八子皇太极接位。

皇太极的智谋武略,实是中国历代帝皇中不可多见的人物,本身的才干见识,不在刘邦、刘秀、李世民、朱元璋之下。中国历史家大概因他是满清皇帝,由于种族偏见,向来没有给他以应得的极高评价。其实以他的知人善任、豁达大度、高瞻远瞩、明断果决,自唐太宗以后,中国历朝帝皇没有几个能及得上①。

努尔哈赤是罕有的军事天才,这个老将终于死了,继承人是一个同样厉害的人物。皇太极的军事天才虽不及父亲,政治才能却犹有过之。袁崇焕所受到的压力一点也没有减轻。皇太极接位之时,满洲正遭逢极大的困难。努尔哈赤新死,满洲内部人心动荡。努尔哈赤遗命是四大贝勒同时执政,行的是集体领导制,皇太极的权位很不巩固。在经济上,因为与明朝开战,人参、貂皮等特产失去了传统市场。满洲当时在生产上是奴隶制,掳掠了大批汉人来农耕,生产力相当低。但军队大加扩充,这时已达十五万人,军需补给发生很大问题,偏偏又遇上严重的天灾,辽东发生饥荒②。如向关内侵略,却又打不破袁崇焕这一关。

在这时候,皇太极定下了正确的战略:侵略朝鲜。

朝鲜物产丰富而兵力薄弱,正是理想的掠夺对象。在外交上,朝鲜采取的是“事大(对明)交邻(对日本、满清)”政策。明清交战时,朝鲜出兵助明,又供给明军皮岛总兵官毛文龙粮食,成为满清后方的一个牵制。皇太极进攻朝鲜,可以解决经济上、战略上的双重困难,同时在必定可以得到的军事胜利之中树立威望,巩固权位。

明朝方面的困难也相当不小。

训练一支既能守,又能战,再能进一步收复失地的精锐野战军,需要相当时间。

袁崇焕任宁前道佥事时,山海关外四城,纵深约二百里,广约四十里,屯兵六万余人,粮饷全靠关内支给。后来在孙承宗、袁崇焕主持下,恢复锦州、中屯、大凌河诸城,国防前线向北推展,屯田数千顷,兵士足食。高第代孙承宗为经略,尽弃锦州诸城,宁远没有了外卫,也没有了粮源。靠朝廷接济是很靠不住的,朝廷对于拖欠粮饷向来兴趣浓厚。袁崇焕做辽东巡抚,首要目标是修复锦州、大凌河等城堡的守备,然后屯田耕种。但筑城工程费时甚久,又不能受到敌人干扰,在和满清处于战争状态之时无法进行。

所以明清双方,都期望有一段休战的时期,以便进行自己的计划。明方是练兵、筑城、屯田,清方是进攻朝鲜,巩固统治。在这样的局势下,具备了议和的条件。

明方的议和是攻势的,最后目标是消灭满清,收复全部辽东失地。清方的议和主要是守势,目的在巩固已得的土地,要明方承认双方的现有疆界,双方和平共处,进行贸易。因为明清双方的国力实在太过悬殊。明方那时的人口,官方的纪录是六千多万,实际上远不止此数,当时男丁要被政府征去义务劳动,不参加的要缴钱代替,所以百姓尽可能的瞒报人口。外国学者们的估计相互差距很大,最高的估计认为那时中国人口是一亿五千万人。我相信决不会少于一亿人③。女真人大概不到五十万人④。人口的对比是二百比一甚至三百比一。满清所占的土地,只是今日吉林、辽宁、黑龙江的一部份,与明方相比也是相差极远。明方火器犀利,葡萄牙大炮尤其非清兵所能抵挡。

清方的长处,主要只是“明朝本身的腐败”,以及清军战斗力强劲和统帅部高明的军事才能。只要袁崇焕镇守宁远,清方的长处就发挥不出了。持久的缠斗下去,满清势必难以支持。

袁崇焕宁远大捷,在军事上并无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并没有摧毁清军的主力,甚至没有削弱清军的战斗力。然而在政治上,对士气与民心却有非常巨大的振奋作用,这使中国军民知道清军也不是不会打败仗的。经此一役之后,本来投降了满清的许多汉人官吏和士卒又逃回来了。宁远城头的大炮,轰碎了“女真满万不可敌”的神话⑤。

清方从来没有期望真能征服明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祖宗,长期来做明朝所封的边疆小官。努尔哈赤幼时住在明朝大将李成梁家里,类似童仆奴隶。所以他们对于明朝有先天性的敬畏,自卑感很深。宁远之战,使他们下意识中隐伏着的自卑感又开始抬头。

明朝是自己覆灭的,并非给满清所打垮。

满清与明军交战,始终强调“七大恨”,满清认为明朝有七件大事欺侮女真人,逼得他们忍无可忍,才起兵反抗⑥。满清一直没有自居能与明朝处于平等地位。“七大恨”的基本思想,是抱怨明朝作为最高统治者,却在努尔哈赤与敌对部族发生争执时袒护对方,没有公平处理,那是下级对上级的申诉。例如第五大恨的“老女事件”,叶赫部的一个王公本来答应把他十四岁的妹妹送给努尔哈赤为妾,但二十年后,这个三十六岁的“老女”改嫁给蒙古王子,努尔哈赤认定是出于明朝的授意,身为上级而不秉公断事。

差不多在每个战役之后,清方总是建议谈和。因为他们对于目前的成就早就喜出望外,本来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只求明方正式承认他们所占的土地,让他们能永久保有,就已心满意足了。但明朝从来置之不理,认为对方根本没有谈和的资格。明朝的态度是这样:“你们是朝廷的部属,只能服从命令,怎么能要求谈判和平?”这种死要面子的心理,使得明朝始终没有能争取到一段喘息的时间来整顿军备、巩固防御。袁崇焕充分了解到争取暂时和平的必要。努尔哈赤的逝世正是一个好机会。这时刚好有一个五台山的喇嘛李喇嘛来到宁远。满洲人信佛教,尊崇喇嘛,袁崇焕就请李喇嘛作居间的使者,派了两名都司和随从等三十三人,于天启六年十月去沈阳吊祭努尔哈赤之丧,作初步的和平试探。但他知道朝廷绝不喜欢提“议和”两字,所以报告朝廷时,只说是派人去窥探虚实,以决定对之征讨呢,还是招安⑦。这种夸大的说法,目的自在满足皇帝和大臣的虚荣心。

明清双方统帅都熟知《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袁崇焕这出“柴桑口卧龙吊丧”,皇太极如何会不省得?他将计就计,于十一月派了两名使者,与李喇嘛一起来到宁远,致书袁崇焕,表示了和平的意向。其中说:“你停息干戈,派李喇嘛来吊丧,并贺新君登位。你既以礼来,我也当以礼往,所以派官来道谢。至于和议一事,我父亲上次来宁远时,曾有文书给明朝朝廷,请你转呈,但迄今没有答复。你的君主如果答应前书,愿意和平,应当以诚信为先。”

书信中将金国(当时满清的正式国号是“金”,后来才改为“大清”。⑧)与中国平头并列。袁崇焕深刻了解朝廷自高自大,对于文书的体例十分看重,如将来信转呈,必定要碰大钉子,同时见到信中语气也不大客气,便告知使者说,此信格式不合,碍难入奏,将原信交给使者退回。皇太极改写了信封上的格式,袁崇焕认为仍然不对,又再退回。皇太极第三次改写,自处于较低地位,袁崇焕才收了信。但明朝仍是一贯的不答。

第二年正月(在金国是天聪元年),皇太极再遣前使,致书袁崇焕求和,信中说:“两国所以构兵,在于以前明朝派到辽东的官员认为中国皇帝是在天上,自高自大,欺压弱小部族,我们忍无可忍,才起兵反抗。”下面照例列举七大恨,然后提议讲和。讲和要送礼,要求最初缔结和约时中国送给金国金十万两,银百万两、缎百万匹、布千万匹。缔约后两国每年交换礼物,金国送礼: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中国送礼: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两国缔结和约后,就对天发誓,永远信守。

所提的要求是经济性的,可见当时满清深感财政困难,对布匹的需要尤其殷切。

大概袁崇焕要奏报朝廷,等候批复,所以隔了两个月金国使者才回去,随同明方使者,带去袁崇焕及李喇嘛的书信各一;猜想朝廷对金方的要求全部拒绝,所以袁崇焕无法作出任何让步,他的回信内容雄辩,文采焕发,说道:过去的纠纷,都是因双方边境小民口舌争竞而起,这些人都已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再要追究是非,也已无法到阴世地府去细查,只盼双方都忘记了吧。你十年苦战,既然为的只是这七件事,现在你的仇敌叶赫等等都早给你灭了。为了你们用兵,辽河两岸死者岂止十人?仳离改嫁的哪里只有老女一人?辽沈界内人民的性命都不能自保,还说甚么财物?你的仇怨早都雪了,早已志得意满。只不过这些极惨极痛之事,我们明朝难以忍受罢了。今后若要修好,那么请问:你如何退出已占去的城池地方?如何送还俘虏去的男女百姓?只有盼你仁明慈惠、敬天爱人而作出决定了。你所要求的财物,以中国物资的丰富,本来不会小气,只是过去没有成例,多取也不合天意,还是请你重行斟酌罢。和谈正在进行,你为甚么又对朝鲜用兵?我们文武官属不免怀疑你言不由衷了。希望你撤兵,以证明你的盛德。

李喇嘛的信中说:袁巡抚是活佛出世,对于是非道理,心下十分分明,这样的好人是不容易遇到的,愿汗与各王子一切都放开了吧,佛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皇太极回信给袁崇焕说:过去的怨仇,当然是算了,否则又何必议和修好?你们的土地人民归我之后,都已安定,这是天意,如果重行归还,那既违反天意,又对不起人民。金国所以要出兵朝鲜,完全是由于朝鲜不对,现在已讲和了。说到“言不由衷”,为甚么你一面说要修好,一面又派哨卒来我方侦察,收纳我方逃亡,部队逼近我边界,修筑城堡?其实是你才“言不由衷”,我国将帅对你也大有怀疑。至于所要求的“初和之礼”,金银等可以减半,缎布只要原来要求的半成。我方也以东珠、人参、狐皮、貂皮等物还赠,表示双方完全公平。既和之后,双方互赠仍如前议。如果同意,希望办得越快越好。

关于来往书信的格式,皇太极提议:“天”字最高,明朝皇帝低“天”一字,金国汗低明朝皇帝一字,明朝诸臣低金国汗一字。

他答复李喇嘛的信中,抱怨明朝皇帝对他的书信从来不加理睬;又说:你劝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话很对,但为甚么只劝我而不去劝明朝皇帝?如果双方都回头修好,岂不甚善?

后来皇太极又致书袁崇焕,抗议他修筑塔山、大凌河、锦州等城的防御工事,认为是缺乏和平诚意,并提议划定疆界。平心而论,明朝朝廷瞧不起金国,于对方来信一概不答,只由地方官和对方通信,金国也难免气愤。金国的经济要求,虽说是双方互赠,实质上当然是金方大占便宜。金方答应赠送的东珠、人参、貂皮等物,大概最多只能抵过绸缎布匹的价值,明方付出的每年一万两黄金、十万两银子,等于是无偿赠与。那时一两黄金约等于十两银子(明初等于四两,后来金贵银贱),明朝每年以二十万两银子买得一年和平,代价低廉之至。熊廷弼守辽之时,单是他一军每个月的饷银就需十多万两银子。如果有了十年和平,大加整编军队,再出兵挑战,主动与被动的形势就转过来了。

皇太极对于缎布的要求一下子就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五,而且又建议以适当礼物还报,希望和议尽快办理,可见对于缔结和平的确具有极大诚意。他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⑨。此后每发生一次战争,便提一次和平要求。

当时议和的障碍,主要是在明朝的文官。

明朝的大臣熟悉史事,一提到与金人议和,立刻想到的就是南宋和金国的和议,人人都怕做秦桧。大家抱着同样的心理:赞成和金人议和,就是大汉奸秦桧。这是当时读书人心中的“条件反射”。

袁崇焕从实际情况出发主张议和,朝臣都不附和。辽东经略王之臣更为此一再弹劾袁崇焕,说这种主张就像宋人和金人议和那样愚蠢自误。

其实,明朝当时与宋朝的情况大不相同。

在南宋时,金兵已占领了中国北方的全部,议和等于是放弃收复失地。但在明朝天启年间,金人只占领了辽东,辽西的南部在明人手中,暂时议和,影响甚小。

南宋之时,岳飞、韩世忠、刘鑉、张俊、吴璘、吴玠等大将,都是兵精能战,金人后方不稳,形势上利于北伐,议和是失却了恢复的良机。明末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及金兵,惟一可以依赖的只有西洋大炮。但当时的大炮十分笨重,不易搬动,只能用于守城,不能用于运动战。

对于明朝最重要的是,宋金议和,宋方绝对屈辱,每年片面进贡金帛,并非双方互赠。宋朝皇帝对金称臣BC。然而皇太极却甘愿低于明朝皇帝一级,只要求比明朝的诸臣高一级。皇太极一再表示,金国不敢与中国并列,只希望地位比察哈尔蒙古人高一等就满足了BD。他和袁崇焕书信来往,态度上是很明显的谦恭BE。

可见宋金议和与明金议和两事,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皇太极明白明人的想法,所以后来索性改了国号,不称金国,而称“大清”,以免引起汉人心理上敌对性的连锁反应BF。袁崇焕和皇太极信使往来,但因朝中大臣视和议如洪水猛兽,谈判全无结果。

当时主张和金人议和,非但冒举国之大不韪,而且是冒历史上之大不韪。中国过去受到外族的军事压力而议和,通常总是屈辱性的,汉人对这件事具有先天性的反感,非常方便的就将“议和”、“投降”、“汉奸”三件事联系在一起。当军事上准备没有充分之时,暂时与外敌议和以争取时间,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出名的英主都曾做过。汉高祖刘邦曾与匈奴议和,争取时间来培养国力,到汉武帝时才大举反击。唐太宗李世民曾与突厥议和(那时是他父亲李渊做皇帝,但和议实际上是李世民所决定),等到整顿好军队后才派李靖北伐,大破突厥。不过这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观念的主流。主流思想是:“与侵略本国的外敌议和是投降,是汉奸。”其实,同是议和,却有性质上的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基本关键在于:议和是永久性的投降?还是暂时妥协、积极准备而终于大举反攻、得到最后胜利?议和停战只是策略,决不等于投降。然而明末当国的君臣都是庸才,对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大局发展的前途都是茫无所知,既无决战的刚勇,也无等待的韧力。袁崇焕精明正确的战略见解,朝廷中下意识的认为是“汉奸思想”。

袁崇焕当然知道如此力排众议,对于自身非常不利,然而他已将自身安危全然置之度外,只是以大局为重BG。以他如此刚烈之人,对声名自然非常爱惜,给人骂“汉奸”,那是最痛苦的事。比较起来,死守宁远、抗拒大敌,在他并不算是难事,最多打不过,一死殉国便是,那是心安理得的。但要负担“历史罪人、民族罪人、名教罪人”的责任,可艰巨得多了。越是不自私的人,越是刚强的人,越是不重视性命而不肯忍受耻辱。越是儒家的书读得多,心中历史感极其深厚的人,越是宝贵自己的名节。文天祥《正气歌》中所举那些慷慨激烈的事迹,如张巡睢阳死守,颜杲卿常山骂贼,袁崇焕做起来并不困难。对于性格柔和的人,当然是委曲求全易而慷慨就义难,在袁崇焕这样的伟烈之士,却是守宁远易而主和议难。主张议和,他必须违反历史传统、违反举国舆论、违反朝廷决策、更违反自己的性格。上下古今,一切都反,连自己都反。

他是个冲动的热情的豪杰,是“宁为直折剑、犹胜曲全钩”的刚士,是行事不顾一切、“几大就几大”的蛮子,可是他终于决定:“忍辱负重”。

在他那个时代,绝无尊重少数人意见的习惯与风度。连袁崇焕自己在内,都相信“国人皆曰可杀”多半便是“可杀”。那是一个非此即彼、决不容忍异见的时代,是正人君子纷纷牺牲生命而提出正义见解的时代。卑鄙的奸党越是在朝中作威作福,士林中对风骨和节操越是看重。东汉和明末,是中国历史上读书人道德价值最受重视的两个时期。岁寒坚节,冰雪清操,在当时的道德观念中,与“忠”、“孝”具有相同的第一等地位。他很爱交朋友,知交中有不少是清流派的人。如果他终于因主和而为天下士论所不齿,对他将是多么严重的事。

他对金人的和谈并不是公开进行的,因此并没有受到普遍的抨击,但他当然预料到将来终于要公开,清议和知友的谴责不可避免的会落到头上。

在袁崇焕死后十三年的崇祯十五年,明朝局势已糜烂不可收拾。洪承畴于所统大军全军覆没后投降满清。松山、锦州失守。崇祯便想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等民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更明白无力两线作战,暗中与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崇祯和陈新甲不断商议,朝中其他大臣听到了风声,便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崇祯矢口不认,说根本没有议和的事,你们反对甚么?崇祯每次亲笔写手诏给陈新甲,总是郑重警诫:这是天大机密,千万不可泄漏而让群臣知道了。

该年八月,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去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陈新甲出外办事去了,不在家,那人便将皇帝的密诏留在他书房中的几上而去。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称为《塘报》),拿出去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这样一来,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拿到了证据,登时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

皇帝再也无法抵赖,恼怒之极,下诏要陈新甲解释,责问他为甚么主张议和,罪大恶极之至。陈新甲的声辩书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证明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崇祯更失面子,老羞成怒,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兵部尚书应负全责。

那时距明朝之亡已不过一年半,局面的恶劣可想而知,但群臣还是坚决反对议和,连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国防部长暗中商量,表面上坚决不肯承认,最后消息泄漏,便杀了国防部长以卸自己责任。从这件事中,可以见到当时对“议和”是如何的忌讳,舆论压力是如何沉重。连崇祯这样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对群臣承认有议和之意。

袁崇焕却胆敢进行议和。那正是出于曾子所说“只要深信自己的道理对,虽有千万人反对,我还是干了”那种浩然之气BH。

诸葛亮出师北伐,天下皆称其忠。岳飞苦战抗敌,天下皆知其勇。袁崇焕的功业或许比不上诸葛亮和岳飞,虽然,那也是很难真正比较的,然而他身处嫌疑之地而行举世嫌疑之事,这种精神上的痛苦负担,诸葛亮和岳飞却幸而不必经受。袁崇焕有一句诗:“心苦后人知”。当真是英雄寂寞,壮士悲歌。他明知不能得到当时的谅解,只盼望自己这番苦心孤诣能为后人所知。当我写到这一段文字时,想到他的耿耿之怀,悠悠之心,忍不住又感到了剧烈的心酸,感到了他英雄性格中巨大的悲壮美,深刻的凄怆意。

正确的战略决策无法执行,朝政越来越腐败,在魏忠贤笼罩一切的邪恶势力下做官,天天都可以送掉了性命。关外酷寒的天气,生长于亚热带的广东人实在感到很难抵受。在这期间,袁崇焕从广东招募来的人员中有人要回故乡去了,临别时问他:你留在这里继续担当艰危呢,还是回乡以求平安?

他写了一首诗回答:我和你曾同生共死,我的内心你还不明白吗?又何必问安危去留?我在这里奋不顾身,本来不是为了富贵。故乡的亲友们如果问起,请你转告:边界还没有平靖,我只有感到惭愧,当然要继续干下去BI。

袁崇焕是三兄弟中的老二。大哥崇灿当他在关外时在故乡逝世。三弟崇煜随着他在军中办事,后来也告辞回乡。袁崇焕从宁远送他到山海关而分手,写了两首诗给他,说:边疆需要人守御,升平还没有得到,我早已决心报国,安危去留的问题不必提了BJ。

①皇太极在西方人的书中写作Abahai,法国学者格奥赛(RenéGrousset)在《中华帝国的兴起与辉煌》一书中有“一六四四年的大变”一章,其中说:“皇太极是蛮人中的一个天才,他把本族人民的军事才能,和对文明生活的天生理解相结合起来。”

②清《太宗实录卷三》:天聪元年,“时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国中银两虽多,无外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良马,银三百两。牛一,银百两。蟒缎一,银百五十两。布匹一,银九两。盗贼繁兴,偷窃牛马,或行劫杀。于是诸臣入奏曰:盗贼若不按律严惩,恐不能止息。上恻然,谕曰:今岁国中因年饥乏食,致民不得已而为盗耳。缉获者,鞭而释之可也。遂下令,是岁谳狱,姑从宽典。仍大发帑金,散赈饥民。”他宽待因饥饿而为盗的百姓,与崇祯督促部将“限期破贼、杀贼立功”的政策恰正相反。

③何柄棣:TheLadderofSuccessinImperialChina,AspectsofSocialMobility,1368—1911一书中,认为明初人口六千五百万,到明末时已涨了一倍以上。

④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一文中,根据朝鲜《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的资料,认为一六二一年时,努尔哈赤的兵数二十万,再加上妇女老少,“全人数当在四、五十万左右。”

⑤《天聪实录稿》元年三月初二日,“秀才岳起鸾曰:我国宜与明朝讲和。若不讲和,则我国人民死散殆尽。”《明清史料》甲编,天聪二年八月“事局未定”奏疏:“南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东华录》载天聪三年八月戊辰,“大臣同谋倡逃”。《明清史料》乙编载,崇祯二年二月二十一,袁崇焕塘报:“一日之内,降者竟前后接踵而至。”

⑥“七大恨”:一、明朝杀害金人的二祖;二、袒护金人的仇敌哈达;三、越界出兵,助金人的世仇叶赫抗金;四、明人越界,金人根据誓约杀了,明朝勒索金方交出十人来杀死,以资报复;五、明朝造成老女改嫁;六、移置界碑,抢夺金国的人参、貂皮;七、听信叶赫,写信来辱骂侮慢。

⑦“观其向背离合之意,以定征讨抚定之计。”见《两朝从信录》。

⑧当时满清的正式国号是“金”,史书上称为“后金”,以与宋朝时的“金”有所分别。到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才改为“大清”。所以本文中的满清,其实都应称“金”。“满洲”的名称,也要到改了“大清”的国号之后才出现,以前称“建州”或“女真”。多数学者认为,“满洲”是文殊菩萨的“文殊、曼殊”的音转。为了便于读者,本文中不将“金、清”“建洲、满洲”等称呼根据历史年代而作分别。

⑨《太宗实录稿》:天聪七年十月,皇太极责骂主张出兵南攻之人:“天予我有数之兵,若稍亏损,何以前图?”

BC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杀岳飞。十二年正月,宋金和议达成,高宗赵构向金国上表称臣,表中说:“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日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BD《太宗实录》卷十二,天聪六年六月,皇太极致书大同守将求和,信中说:“和事既成,自当逊尔大国,尔等亦视我居察哈尔之上可也。”

BE皇太极来信的开头是(根据原信):“汗致书袁老先生大人”。(后来乾隆时修订《太宗实录》觉得语气太卑,才改为《皇帝致书袁巡抚》,但当时皇太极未称帝,决不可能有“皇帝”的称呼。)袁崇焕书信的开头是:“辽东提督部院,致书于汗帐下:再辱书教,知汗渐欲恭顺天朝,息兵戈以休养部落,即此一念好生,天自鉴之,将来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尚无量也。”

BF后来皇太极在写给祖大寿的信中(那时袁崇焕已死),曾说:“尔国君臣,惟以宋朝故事为鉴,亦无一言复我。然尔明主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孙。彼一时,此一时,天时人心,各有不同。尔大国岂无智慧之时流,何不能因时制宜乎?”其实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一直自认是金的子孙,他为了求和,连祖宗也不认了。

BG他后来在写给崇祯的奏章中说:“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所以他的知己程本直说:“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唯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唯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怕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所谓“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就是与金人议和。

BH《孟子·公孙丑》:“昔者曾子谓子襄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BI袁崇焕《边中送别》:“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BJ袁崇焕《山海关送季弟南还》:“公车犹记昔年情,万里从我塞上征。牧圉此时犹捍御,驰驱何日慰升平?由来友爱钟吾辈,肯把须眉负此生?去住安危俱莫问,燕然曾勒古人名。”“弟兄于汝倍关情,此日临歧感慨生。磊落丈夫谁好剑?牢骚男子尔能兵。才堪逐电三驱捷,身上飞鹏一羽轻。行矣乡邦重努力,莫耽疏懒堕时名。”其中“磊落丈夫谁好剑?牢骚男子尔能兵”两句,写出了他两兄弟豪迈的性格,就诗而论,也是豪迈的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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