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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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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朝廷又欠饷不发了。袁崇焕再上奏章,深深忧虑又会发生兵变,更忧虑兵卒哗变后不再接受安抚,从此变为“大盗”。他说一定要发生一次兵变,才发一次欠饷,而发了欠饷之后,又一定将负责官员捉去杀了一批,这样下去,永远是“欠饷——兵变——发饷——杀官——欠饷”的循环①。这道奏章,当然只有再度加深崇祯对他的憎恨。

崇祯二年春,袁崇焕上奏,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弱,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这时蓟辽总督是刘策,懦弱而不懂军事。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没有多加理会,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但始终迁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焕料中。首当其冲的,正是刚刚发生过索饷兵变的遵化。

明朝初年为了防备蒙古人,对北方边防是全力注意的,好好修筑了长城,设立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统偏头、宁武、雁门三关)、陕西、延绥、宁夏、甘肃九大边防军区,那便是所谓“九边”。东起鸭绿江,西至酒泉,绵延数千里中,一堡一寨都分兵驻守。但后来注意力集中于辽东,其他八镇的防务就废弛了。

明太祖本来建都南京,成祖因为在北京起家,将都城迁了过去。在中国整个地形上,北京偏于东北,和财赋来源的东南相距甚远。最不利的是,北京离国防第一线的长城只有一百多里,敌军一攻破长城,快马奔驰半天,就兵临北京城下。金元两朝以北京为首都,因为它们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敢深入中原,一旦有变,可以立刻转身逃回本土。明朝的情况却根本不同。成祖对蒙古采取攻势,建都北京便于进攻,后来兵力衰弱,北京地势上的弱点立刻暴露无遗②。本来,两个互相敌对的社会是不可能长期对峙的,僵持一段时期之后,终究是非进则退③。明朝既坚决不肯和满清议和,形势上又无力进攻,再将京城暴露在敌人大兵团朝发夕至的极近距离之内,根本战略完全错误。以汉人为主的中华民族所以伟大,主要是在文治教化,征战本非所长④,如果基本战略一错,局势就难以收拾了。

这次进军皇太极亲自带兵,集兵十余万,知道袁崇焕守在东路,攻打不进,于是由蒙古兵作先导,绕道西路进攻。出发前对王公大臣说:“明朝若是肯和,我们采参开矿,与他们交易,换来布匹,大家共享太平,岂不极好?但我几次三番的求和,明朝总是不允,这次非狠狠打一仗不可。”十月初五,抵达喀喇沁的青城。这条路很远,行军不便,诸将见到了前途的艰难,不少人便主张退兵,其中以代善及莽古尔泰两大贝勒主张最力,认为:深入敌境,劳师袭远,如果粮匮马疲,又怎么回得去?纵使攻进了长城,明人势必聚集各路兵马围攻,我们便众寡不敌,要是后路遭到堵截,恐无归路。金人的根本是在辽宁、吉林一带。从山海关进攻北京,那是安全的进军路线,如果打不胜,退回去就是了。现在远远的绕道蒙古,当时运输工具简陋,粮草很容易接济不上。那时代善四十九岁,是皇太极的二哥,莽古尔泰四十三岁,是皇太极的五哥,两人比较老成持重。

少壮派大将岳托与济尔哈朗等人则支持皇太极(当时三十八岁,排行第八)的进军主张。岳托是代善的儿子,当时年龄不详,相信最多三十岁,济尔哈朗是皇太极的堂弟,三十四岁,都是勇气十足。那日开军事会议密商,直开到深夜,在皇太极的坚持下决定继续进攻。但皇太极也知道此行极险,第二日早晨重申军令,不准吃明人的熟食,以防下毒,不准酗酒,采取柴草时必须众人同行,不可落单,充分显露了战战兢兢的心情。皇太极爱读《三国演义》,这次出师,很有邓艾伐蜀、深入险地的意味⑤。

自青城行了四天,到老河,兵分三路,皇太极命岳托、济尔哈朗率右翼四旗和右翼诸部蒙古兵攻大安口;七哥阿巴泰、十二弟阿济格率左翼四旗及左翼诸部蒙古兵攻龙井关;他自己亲率中军攻洪山口。三路先后攻克,进入长城,进迫遵化。袁崇焕于十月二十八日得讯,立即兵分两路,北路派镇守山海关的赵率教带骑兵四千西上堵截。他自己率同祖大寿、何可纲等大将从南路西去保卫北京。沿途所经抚宁、永平、迁安、丰润、玉田诸地,都留兵布防,准备截断清兵的归路。崇祯正在惶急万状之际,听得袁崇焕来援,自然是喜从天降,大大嘉奖,发内帑劳军(这次是心甘情愿了),发表袁崇焕作各路援军总司令⑥。

袁崇焕部十一月初赶到蓟州,十一、十二、十三,三天中与清兵在马升桥等要隘接仗,每一仗都胜。清军半夜里退兵。

但北路援军却遭到了重大挫败。赵率教急驰西援,到达三屯营时,总兵朱国彦竟紧闭城门,不让他部队进城。赵率教无奈,只得领兵向西迎敌,在遵化城外大战,被清军阿济格所部的左路军包围歼灭,赵率教中箭阵亡。遵化陷落,巡抚王元雅自杀。

清军越三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进军牧马厂,兵势如风,攻向北京。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中途堵截,都被击溃。满、侯两部兵马退保北京。

袁崇焕得到赵率教阵亡、遵化陷落的消息,既伤心爱将之死,又知局面严重,于是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比清军早到了二天,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

袁崇焕一到,崇祯立即召见,大加慰劳,要他奏明对付清兵的方略,赐御馔和貂裘。同时召见的还有满桂。他解去衣服,将全身累累伤疤给皇帝看,崇祯大为赞叹。袁崇焕以士马疲劳,要求入城休息。但崇祯心中颇有疑忌,不许他部队入城。袁崇焕要求屯兵外城,崇祯也不准,一定要他们在城外野战。

清兵东攻,一路上势如破竹,在高密店侦知袁军已到,都是大惊失色,万万想不到袁崇焕会来得这样快。

二十日,两军在广渠门外大战。袁崇焕这时候不能再轻袍缓带、谈笑用兵了,他穿了甲胄,亲自上阵督战。从上午八时打到下午四时,恶斗八小时,胜负不决。

满桂率兵五千守德胜门。当时北京军民在城头观战,但见清兵冲突而西,从城上望下来,如黑云万朵,挟迅风而驰,须臾已过。一场激战,满桂受伤,血染征袍,五千兵只剩下了三千人。清兵威猛如此,北京人自然看得心惊胆裂。北京城头守军放大炮支援满桂,但炮术奇差,炮弹打入满桂军中,杀伤了不少士卒。

主战场是在广渠门。袁崇焕和清兵打到傍晚(幸好城头守军没有放炮支援袁军),清兵终于不支败退,退了十余里。袁军直追杀到运河边上。这场血战,清军劲旅阿巴泰、阿济格、思格尔三部都被击溃。袁崇焕也中箭受伤⑦。

这一役之后,清兵众贝勒开会检讨。皇太极的七哥阿巴泰按军律要削爵。皇太极说:“阿巴泰在战阵和他两个儿子相失,为了救儿子,才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作战,然而并不是胆怯。我怎么可以定我亲哥哥的罪?”便宽宥了他⑧。可见这一仗清军败得很狼狈。

皇太极与诸贝勒都说:“十五年来,从未遇到过袁崇焕这样的劲敌。”于是不敢再逼近北京,驻兵在海子、采囿之间。袁崇焕来援北京时,因十万火急,只带了马军五千作先头部队,其后又到了骑兵四千,广渠们这场大战,是以九千兵当十余万大军,其实是胜得十分侥幸的。当时一来袁军一鼓作气,奋勇抗敌,二来清军突然遇到袁军,心中先已怯了,斗志不坚。

袁崇焕知道这一仗侥幸获胜,在军事上并不可取,尤其在京城外打仗,更不能贪图侥幸。他对部属说:“按照兵法,侥幸得胜,比打败仗还要不好。”因为碰运气而打胜,也可因运气不好而败,一败就不可收拾。但如谋定而后战,事先筹划好第二个步骤,即使败了一仗,也无大患。可是崇祯见清兵没有远退,不断的催促袁崇焕出战。袁崇焕说,估计关宁步兵全军于十二月初三、初四可到。一等大军到达,就可和清兵决战。

这时清军中的大将见到袁崇焕兵少,主张立刻攻城。皇太极终是忌惮袁崇焕,不肯攻城,推托说是怕损失良将。其实即使在袁崇焕步军大队开到之后,还是不应和清兵决战。明军的战斗力远不如清兵,双方人数如约略相等,明军胜少败多。在京城外决战,在明方是太过冒险,万一(其实不是万一,而是极有可能)袁军溃败,甚至全军覆没,北京立刻失陷,崇祯就得提前十五年上吊了。决不能拿京师和皇帝来孤注一掷,作为赌注。但多过得一天,明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勤王之师便多到一批。任何平庸的将才也看得到:应当大军在城外坚守不战,派游军去截断清兵的粮道,焚烧清兵粮草,再派兵去占领长城各处要隘,使清兵完全没有退路,然后与清兵持久对抗。简单说来,就是“坚壁清野”。

在任何地方打仗,都须设法立于不败之地。在京城抗敌,更是绝对要立于不败之地。除非先将皇帝与统帅部先行撤出京城。

时间一久,清军身在险地,军心必然动摇,困在北京郊外,进是进不得,退又退不了,变成了瓮中之鳖。这时袁崇焕兵权统一,只待援军云集,就可对清军四面重重围困。两军交战,胜败之分全在乎一股气势。明军战斗力虽然不行,但眼见必胜,兵将都想立功,自然不会一触即溃。三个月、四个月的打下来,清兵非覆没不可。

在这其间,明军应当再派兵进攻辽阳、沈阳。清兵倾巢而出,本部全然空虚。明军要攻占辽沈决非难事。取得辽沈后,将一些清军的家属送去清军营中,清兵哪里还有斗志?事实上当然不能这样顺利。皇太极和众贝勒善于用兵,立刻就会全军急退,冲出长城,如果退得早,退得快,明军尚未合围,相信袁崇焕拦他们不住。但西路沿途追击,东路另出大军去攻辽沈而作牵制,清兵大军虽能退回本部,却非输得一败涂地不可。

皇太极这次偷袭实在十分冒险。孙子兵法的重要原则是:设法引敌人进入于我有利的阵地;让敌人辛辛苦苦的远道来攻,我以逸待劳;敌人初来时兵势锋锐,应当持重不战,待得敌人困顿怠懈而想退兵之时,便乘机进击⑨。这些求之不得的良机,突然之间都出现了。袁崇焕熟读孙子兵法,以他的大才,当然能善于利用,就算不能一举而灭了满清,至少也可以令清兵十余年不敢再来进犯。

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猛攻斯大林格勒。苏军一面扼守坚城,一面另遣大军抄德军后路,终于聚歼德军三十三万人。经此役后,德军就此一蹶不振。苏军元帅朱可夫的战略,基本原则也不过是“守坚城,抄后路,聚歼之”九字而已。

然而崇祯是个十分急躁、毫无韧力的青年,那时还没满十九岁,一见袁崇焕按兵不动,登时便不耐烦起来,不住的催他出战。袁崇焕一再说,要等步兵全军到达才可进攻,现在只有九千骑兵,和敌兵十余万决战,难求必胜。料想崇祯就怀疑起来了:“你不肯出战,到底是甚么居心?想篡位么?想胁迫我答应议和么?你从前不断和皇太极书信往来,到底有甚么密谋?你为甚么一早就料到金兵要从西路来攻北京?”他的性格本来就十分多疑,敌军兵临城下,又惊又怕之际,想象力定然十分丰富。

这时又有尤世威一路援兵到达,另有侯世禄部一军,两路部队人数不多,战斗力也不强,如派去和清兵交锋,一战即溃,反而扰乱全军军心,影响京师城防。袁崇焕派尤世威部去守昌平,那是明成祖以来历代皇帝的陵寝所在,如果给清兵攻占,掘了皇帝祖宗的坟墓,此事非同小可。他派侯世禄部去守三河,以作蓟州的后应,目的是牵制清军,乘机可截断清兵归路。北京的卫戍部队本来有所谓“京营”,在明太祖时是全国诸军之冠,精锐之极,可是这时久未训练,早已无用BC,所以袁崇焕派满桂和自己所带的九千骑兵守北京。崇祯见他并不将所有援兵都调来守北京,更加忧虑重重。总之,他见清兵来攻,已吓得魂飞魄散,只盼望所有援军的一兵一卒,都在北京城外保卫他皇上万岁一个人。他完全不明白打仗的道理。一支部队如果派出去攻击敌军后路,所发生的作用,往往比守在北京城外要大得多。

清兵于十一月二十七日退到南海子,溃败之后,心中不忿,便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出气。北京城里居民的心理是和皇帝一样的,顾到的只是自己身家性命,大家听信了谣言,说袁崇焕不肯出战,别有用心。许多人说清兵是他引来的,目的在“胁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于是有人在城头向城下的袁部骑兵抛掷石头,骂他们是“汉奸兵”。石头砸死了几名兵士。

这种盲目的群众心理,实在是很可怕的,近代的群众心理学书籍中常有提到。第一次宁远大战,清兵猛攻,眼见城破在即,百姓就大骂袁崇焕害人,清兵退后,便即大哭拜谢。据动物学家的调查报告,合群的动物(如老鼠)在遇到危难时,往往会撕杀同类,或许是出于同一心理。

就在这时候,清兵捉到了两名明官派在城外负责养马的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皇太极心生一计,派了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甚、达海等人监守。俘虏了两名小小太监,何必要派五名将领来监守?其中当然有计。高、鲍、宁三人是投降满清的汉人。到得晚上,鲍承先与宁完我二人依照皇太极所授的密计,大声“耳语”,互相说道:“这次撤兵,并不是我们打了败仗,那是皇上的妙计。你不见到么?皇上单独骑了马逼近敌人,敌人军中有两名军官过来,参见皇上,商量了好久,那两名军官就回去了。皇上和袁督师已有密约,大事不久就可成功。”

这两名太监睡在旁边,将两人的话都听得清清楚楚。十一月三十日,皇太极命守者假意疏忽,让杨春逃回北京。杨春将听到的话一五一十的禀报了崇祯BD。

第二天,十二月初一,崇祯召袁崇焕和祖太寿进宫,问不了几句,就喝令将袁崇焕逮捕,囚入御牢。

祖大寿眼见之下,吓得手足无措,出北京城后等了三天,见袁崇焕始终没有获释。崇祯派太监向城外袁部宣读圣旨,说袁崇焕谋叛,只罪一人,与众将士无涉。众兵将在城下大哭。祖大寿与何可纲惊怒交集,立即带了部队回锦州去了BE。正在兼程南下赴援的袁部主力部队,在途中得悉主帅无罪被捕,北京城中皇帝和百姓都说他们是“汉奸兵”,当然也就掉头而回。中国历史上甚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但敌军兵临城下而将城防总司令下狱,却是第一次发生。

崇祯见祖大寿带领精兵走了,不理北京的防务,这一下可急起来了,忙派了内阁全体大学士与九卿到狱中,要袁崇焕写信招祖大寿回来。袁崇焕心中不服,不肯写,说道:“皇上如有诏书,要我写信,我当然奉旨。再说,我本来是督师,祖大寿听我命令。现今我是监狱里的犯人,就算写了信,祖大寿也不会重视。”但崇祯不肯低头,不肯正式下旨命他写信,只是不断派太监出来催促。后来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劝袁崇焕说:“你的忠心和大功,天下皆知。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终须以国家为重。”袁崇焕想到了“以国家为重”五字,于是克制了自己的倔强脾气,写了一封极诚恳的信,要祖大寿回兵防守北京。

这时候祖大寿已冲出山海关北去,崇祯派人飞骑追去送信。追到军前,祖大寿军中喝令放箭,这时袁部将士怒不可遏,已把崇祯当敌人了。送信的人大叫:“我奉袁督师之命,送信来给祖总兵,不是朝廷的追兵。”祖大寿骑在马上,等他过来。使者递过信去。祖大寿读了信后,下马捧信大哭,一军都大哭。祖大寿对母亲很孝顺,他母亲又很勇敢,儿子行军打仗,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常常跟着部队。这时她劝儿子说:“本来以为督师已经死了,咱们才反出关来,谢天谢地,原来督师并没有死。你打几个胜仗,再去求皇上赦免督军,皇上就会答允。现今这样反了出去,只有加重督师的罪名。”祖大寿觉得母亲的话很对,当即回师入关,和清兵接战,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也即是切断了清兵的两条重要退路BF。

如果这时崇祯立刻悔悟,放袁崇焕出来重行带兵,仍然大有击破清兵的机会。但崇祯只是一味急躁求战,下旨分设文武两经略。这又是事权不统一的大错误,大概他以为文武分权,总不能两个经略一起造反。文经略是兵部尚书梁廷栋,武经略是满桂。

清兵于十二月初一攻克良乡,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大喜,立即自良乡回军,至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迫近北京永定门。

申甫的所谓“车营”,是崇祯在惶急中所做的许多可笑事情之一。申甫本来是个和尚,异想天开的“发明”了许多新式武器,包括独轮火车、兽车、木制西式枪炮等等,自吹效力宏大。崇祯信以为真,立即升他为副总兵,发钱给他在北京城里招募了数千名市井流氓,成立新式武器的战车部队。大学士成基命去检阅新军,认为决不可用,崇祯不听。皇太极回师攻来时,这个战车部队出城交锋,一触即溃,木制大炮自行爆炸,和尚发明家阵亡。

满桂身经百战,深知应当持重,不可冒险求战,但皇帝催得急迫之至,若不出战,势必与袁崇焕一样,无可奈何之下,只得与总兵孙祖寿、麻登云、黑云龙等集骑兵、步兵四万列阵。皇太极令部属冒穿明兵服装,拿了明军旗帜,黎明时分突然攻近。明军不分友敌,登时大乱,满桂、孙祖寿都战死,黑云龙、麻登云被擒。京师大震。

这时祖大寿、何可纲等得到袁崇焕狱中手书,又还兵来救。皇太极对袁部终是忌惮,感到后路所受到的威胁严重,于是并不进攻北京,写了两封议和的信,放在安定门和德胜门城门口,取道冷口而还辽东。

当清兵围城时,崇祯的张皇失措,不单表现在将袁崇焕下狱一事上,此外倒霉的大臣还有不少。他认为兵部尚书王洽处置不善,下狱。王洽相貌堂堂,魁梧威猛,当时是很出名的。崇祯用他做兵部尚书,就是看中了他的相貌,说他像个“门神”。当时北京人私下说,门神一年一换,这个王门神的兵部尚书一定做不长久。果然不到过年,门神就除下来了。围城时一切混乱,监狱中的囚犯乘机大举越狱,于是刑部尚书和侍郎下狱。崇祯又“发觉”北京的城墙不大坚固,似乎挡不住清兵猛攻,其实,那时城墙就算坚固之极,他也会觉得还不够坚固,于是将工部尚书和工部几名郎中一起在朝廷上各打八十棍再下狱。三个郎中两个年老、一个体弱,都在殿上当场活活打死了。至于那个蓟辽总督刘策,他负责的长城防线被清兵攻破,崇祯将他处死,更是不在话下。

当时各地来北京勤王的部队着实不少,本来由袁崇焕统一指挥,大可发挥威力。袁崇焕一下狱,各路兵马军心大乱,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成为“流寇”的骨干。“流寇”本来都是饥民,只会抢粮,不会打仗,这些溃兵一加入,有了军事上的领导,情形完全不同了。“流寇”真正成为明朝的威胁,就从那时开始。

①《明清史料》甲编,崇祯二年五月,袁崇焕奏:“今各边兵饷,历过未给二百余万。凡请饷之疏,俱未蒙温谕,而索饷兵哗,则重处任事之臣。一番共哗,一番发给,一番逮治。哗则饷,不哗则不得饷。去年之宁远,今年之遵化,谓哗不由饷乎?近各镇多以哗矣。哗不胜哗,诛不胜诛,外防虏讧,内防兵溃。如秦之大盗,哗兵为倡,可鉴也。”

②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建都》:“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毙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

C.P.Fitzgerald:China,AShortCulturalHistory(中国文化简史):“首都的地位,是明朝主要的弱点之一,是它覆亡的主要原因。”该书对明朝建都北京的不利有详细分析,见P.463-464。③ArnoldToynbee:AStudyofHistory(历史研究)的引论中说:“一个比较文明的社会与一个比较落后的社会之间的疆界,如果不再推移,疆界不会就此平衡稳定,时间过去,发展会倾向于对比较落后的社会有利。”

④BertrandRussell:TheProblemofChina(中国问题):“中华帝国所以能够一直持续到今日,并非由于任何军事技术;相反的,以它的疆域和资源来说,在大多数时间中,它在战争中的表现都是衰弱无能的。”

⑤皇太极在回军的谕示中说,此行是“渡陈仓、阴平之道,(定)破釜沉舟之计。”

⑥《崇祯长编》,十一月十五日兵部有疏云:“畿东州县,风鹤相惊,人无固志。自督师提兵入援,分派驻防,遂屹然无恙。”得旨:“谕兵部:袁崇焕入关赴援,驻师丰润,与蓟军东西猗角,朕甚嘉慰。即传谕崇焕,多方筹划,计出万全,速建奇功,以膺懋赏。”又谕:“各路援兵,全听督师袁崇焕调度。”崇祯这道上谕中,“计出万全”与“速建奇功”两件事根本是大大矛盾的。

⑦朝鲜对明清战事密切注意,所以朝鲜方面的记载也很有参考价值。据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十二:“(袁)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由间路驰进北京,与贼对阵于皇城齐化门。贼直到沙窝门。袁军门、祖总兵等,自午至酉,魔战十数合,至于中箭,幸而得捷,贼退兵三十里。贼之得不攻陷京城者,盖因两将力战之功也。”

⑧《清史稿·阿巴泰传》。

⑨《孙子》:“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以近待远,以佚待劳。”“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BC《崇祯长编》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兵科给事中陶崇道疏言:“昨工部尚书张风翔亲至城头,与臣同阅火器,见城楼所积者,有其具而不知其名,有其名而不知其用,询之将领,皆各茫然,问之士卒,百无一识。有其器而不能用,与无器同;无其器以乘城,与无城同。臣等能不为之心寒乎?”明军守城,主要是靠火器,守城将士连火器都不会使用,由放大炮反而杀伤满桂部队可知。如果没有袁崇焕来援,北京非给清兵攻陷不可。

BD据王氏《东华录》天聪三年所载。又据《崇祯长编》二年十二月甲子:“大清兵驻南海子,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大清兵将杨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BE崇祯二年十二月甲戌,祖大寿疏言:“比因袁崇焕被拿,宣读圣谕,三军放声大哭,臣用好言慰止,且令奋勇图功以赎督师之罪,此捧旨内臣及城上人所共闻共见者,奈讹言日炽,兵心已伤。初三日,夜哨见海子外营火,发兵夜击,本欲拚命一战,期建奇功,以释内外之疑,不料兵忽东奔……”祖大寿此疏当然有卸免自己责任的用意,但当时士卒愤慨万分,自动东奔的情形也必存在。

BF袁崇焕狱中写信、祖大寿接信后回师等情状见余大成《剖肝录》。永平即今卢龙县,当时为府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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