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陈虻不死

第二十章 陈虻不死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十一点,我接到同事短信:“陈虻病危。”

去医院的车上,经过新兴桥,立交桥下灯和车的影子满地乩晃,我迷糊了,两三个月前刚见过,简直荒唐……不会,不行,我不接受。我不允许,就不会发生。

一进门,一走道的人,领导们都在,我心里一黑。

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他们说陈虻已经没有任何反应。

房门关着,崔永元一个人站在病床边上,握着陈虻的手。

我站在门外,透过一小块玻璃看着他们。

陈虻一再跟我说,评论部里,他最欣赏的人是小崔。

崔永元说:“二〇〇二年病好了以后,我回来工作,抱着混一混的心态。我也干不动了,也没心思干了,糊弄糊弄就完了。那个节目收视率极高,其实是投机取巧。我内心里其实是看不上那个节目的,一辈子做那个东西,收视率再高也没意义。”

陈虻那个时候是副主任。小崔说:“他审我的片子,很不满意,但他体谅我,知道我生病。片子里现场观众连连爆笑,他坐在那儿一点表情都没有,我就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他不希望我这样,但又不想给我太大的压力,也不知道怎么和我说。”

片子录完,陈虻要签播出单。

小崔说:“每次去找他签字,他还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说挺好,然后就走了。其实我很难受,我也知道这么做不好,但我当时没能力了。”

他站在病床边,握着陈虻的手,我站在门口,从小窗口看着他俩。

崔永元说过:“我们这拨人可能都这样,或者累死在岗位上,或者彻底不干工作,没中间道路,做不到游刃有余。”

崔永元和白岩松是“东方时空”原来的制片人时间发掘的,刚来评论部的时候,饭桌上同事常聊:“哎你说是时间厉害还是陈虻厉害?”他俩是一个战场上的战友,也是业务上的对手。

我第一次参加评论部的会,刚好是时间最后一次主持。他要离开了,坐在台上,一声不吭,差不多抽完一根烟,底下一百多号人,鸦雀无声。

他开口说:“我不幸福。”

又抽了两口,说:“陈虻也不幸福。”

他是说他俩都在职业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性命,不能轻松地把它当成生存之道。

说完,把烟按灭,走了。

我开的第二个会,是陈虻主持的。他接手了“东方时空”,正赶上十一长假后,开场是:“我不是来当官当领导的,我就是教练,不负责射门。我只是盯着你们,谁也别想躲过去。”

他让我们观摩能找到的所有国外优秀节目:“你们要把每个片子拆分到秒,从每个零部件去学习。”

我接下茬:“看来是这辈子最后一个假期了。”

大家哄笑。

他正色说:“你说对了。”

散会后他找我谈:“成功的人不能幸福。”

“为什么?”

“因为他只能专注一个事,你不能分心,你必须全力以赴工作,不要谋求幸福。”

我听着害怕:“不不,我要幸福,我不要成功。”

“切,”他说,“一九九三年我要给‘生活空间’想一句宣传语,怎么想都不满意。问到家里,恨自己,恨到用头撞墙,咣咣作响。睡到凌晨四点,突然醒了,摸着黑拿笔划拉了这句话——‘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你不把命放进去,你能做好事情么?”

陈虻得的是胃癌。

小崔说过:“陈虻是一个特傻的人,特别傻。看起来很精明,实际上憨厚得不行。你要是看到他讲课时那个傻劲、他审片时那个表情,你就知道这个人不可救药。”

陈虻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光学工程专业的,孙玉胜任命他当制片人时,他才三十出头,部里很多有资历的纪录片人,觉得他没什么电视经验,有点抱臂旁观。他上来就不客气:“别以为你拿个机器盯着人家不关机就叫纪实,这叫跟腚。你的理性到场没有?”

这话当然让人不服气,拿出一个片子让他评价,陈虻看之前就说:“我跟你们打个赌,这个片子肯定没有特写。”

他们不信,一看果然没有。

他说:“为什么肯定没有?因为摄影肯定不敢推特写。为什么不敢?因为他不知道推哪张脸。不知道怎么判断这个事儿,他怎么推啊。推就是一次选择。”

底下窃窃私语,意思是——你推一个看看?

他举例子:“美国‘挑战者号’升空爆炸,全世界有多少台摄影机在场?但只有一位拿了奖,他拍的不是爆炸的瞬间,他转过身来,拍的是人们惊恐的表情。谁都可以作选择,区别在于你的选择是不是有价值。”

他没拍过什么片子,说用不着以这个方式来证明自己可以当领导:“判断一个运动镜头的好坏,不是看流不流畅,要看它为什么运动。一个摇的镜头,不是摇得均不均匀,而是摇的动机是否深刻、准确。”他每年审的片子上千部,每次审片时,手边一包七星烟,一包苏打饼干,十分钟的片子要说一两个小时,每次身后都围一堆人。做片子的人当然都要辩解:“这个镜头没拍到是因为当时机器没电了”;“那个同期的声音质量不行所以没用”……

他就停下:“咱们先不谈片子,先谈怎么聊天,否则这么聊,我说出大天来,你也领会不了多少。”

胆子大点的人说:“聊天也不是光听你的吧。”

他摇头:“你不是在想我说的这个道理,你在想:‘我有我的道理。’这是排斥。这不是咱俩的关系问题,是你在社会生活中学习一种思维方式的问题。”

他有一点好,不管骂得多凶狠,“你认为对的,你就改。想不通,可以不改。我不是要告诉你怎么改,我是要激发你自己改的欲望。”但你要投入了,他又要把你往外拉:“不要过于热衷一样东西,这东西已经不是它本身,变成了你的热爱,而不是事件本身了。”

你点头说对对。

他又来了:“你要听懂了我的每一句话,你一定误解了我的意思。”打击得你哑口无言,他还要继续说:“你别觉得这是丢人,要在这儿工作,你得养成一个心理,说任何事情,是为了其中的道理,而不是说你。我的话,变成你思维的动力就可以了。”

总之,没人能讨好他。但大家最怕的,是他审完片说“就这样,合成吧”,那是他觉得这片子改不出来了。只能继续求他:“再说说吧,再改改。”他叹口气,从头再说。

审完片,姑娘们抹着眼泪从台里的一树桃花下走过去,他去早没人的食堂吃几个馒头炒个鸡蛋,这就是每天的生活。

陈虻的姐姐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她把病中的父母送回家,自己守在病房门口,不哭,也不跟别人说话。

我以前不认识她,在她右手边坐下。过了一会儿,她靠在我肩膀上,闭上眼。她的脸和头发贴着我的,我握着她手,在人来人往的走廊上坐着。

老范过一会儿也来了,没吭声,坐在她左手。中间有一会儿,病房医生出去了,里面空无一人,我把她交给老范,走了进去。

陈虻闭着眼,脸色蜡黄发青,我有点不认识他了。

最后那次见,他就躺在这儿,穿着竖条白色病服,有点瘦,说了很多话,说到有一次吐血,吐了半脸盆,一边还问医生:“我是把血吐出来还是咽下去好?”有时听见医院走廊里的哭声,他会羡慕那些已经离开人世的人,说可以不痛苦了。说这话他脸上一点喟叹没有,好像说别人的事。当时他太太坐在边上,我不敢让他谈下去,就岔开了。

敬一丹大姐说,陈虻在治疗后期总需要吗啡止痛,后来出现了幻觉,每天晚上做噩梦,都是北海有一个巨人,抓着他的身体在空中抡。

是他最后要求医生不要救治的,他想离开了。

我垂手站在床边,说:“陈虻,我是柴静。”

他突然眼睛大睁,头从枕头上弹起,但眼里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床头的监视器响起来,医生都跑进来,挥手让我出去。

这可能是一个无意义的条件反射,也可能只是我的幻觉。

这不再重要,我失去了他。

这些年他总嘲笑我,打击我,偶尔他想弥补一下,请我吃顿饭,点菜的时候,问:“你喝什么?”

我没留心,说:“随便。”

他就眉毛眼睛拧在一起,中分的头发都抖到脸前了:“随便?!问你的时候你说随便?!你已经养成了放弃自己分析问题、判断问题、谈自己愿望的习惯了!”

这顿饭算没法吃了。

但好好歹歹,他总看着你,楼梯上擦肩而过,我拍他一下肩膀,他都叫住我,总结一下:“你现在成熟了,敢跟领导开玩笑了,说明你放松了。”

我哈哈笑。

他一看我乐,拿烟的手又点着我:“别以为这就怎么着了,你离真的成熟还远着呢,就你现在青春期这小资劲儿,毛病大着呢,不到三十多岁,不遇点大的挫折根本平实不了。”

讨厌的是,他永远是对的。

八年来,我始终跟他较着劲,他说什么我都顶回去,吵得厉害的时候,电话也摔。

他生病前,我俩最后一次见面都是争吵收尾。他在饭桌上说了一句话,我认为这话对女性不敬,和他争执以至离席,他打来电话说:“平常大家都这么开玩笑的。”

“我不喜欢这样的玩笑。”

“你是不是有点假正经啊。”他有点气急败坏。

“你就这么理解吧。”

“这么点儿事你就跟我翻脸,你看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我是怎么教导你的?”

“教导,这就是你用的词。你为什么老用这样的词?”我也急了。

他气得噎住了。

“你不要总把我当一个学生,也别把我光当成一个女人,你要把我当成一个人。”

他狠狠地沉默了一会儿,居然没修理我。

一个月后,我在机场,他打了个电话来,说一直颠来倒去地想这事,想明白了,说:“我错了,我们还是朋友,对吧?”

我心想,这厮还是挺厉害的。嗯了一声说:“当然。”

数月后,听说他胃出血动手术了,我没当回事儿,谁出事儿他也不会出事儿。他不是说过吗,我是只网球,他是那只拍子,“你跳得再高。我也永远比你高出一厘米”。他会带着个难看的光头出院上班,絮絮叨叨讲生病的经验:“哎,我最近想到了十个人生道理……你怎么不拿笔记一下?……每句都记说明你根本抓不住重点……”到了八十岁还披挂着他花白的中分长发,拐棍戳地骂我:“你昨天那个蠢问题是怎么问的……”

这人是不会心疼人的,他只是盯着你,不允许你犯任何错误浪费生命。

他生病时,我发短信说要去看他,看到他回信,下意识用手在桌上重重一拍:“啊!”他说术后的疼痛已经连吗啡都没有用了,说“只能等待上帝之手”。

我不信,说想见见他,但他说没有精力,太疼了,短信写:“电视上看到你,瘦了。保重身体,人不要死不要进监狱不要进医院。”过一阵子精神好的时候,他的短信回得很长,说手术完了,在深夜里好像能感觉得到舌头上细胞一层层滋长出来,头发荏子拱出头顶,说“饿的感觉真美好”。我心里松快了,叮嘱他“你在病床上能写点就写点,回来好教育我”,他响亮地回了句“嗯呐”。

我当时想,就是嘛,这个人太爱生命了,不可能是他。

到了教师节,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好吧,老陈,我承认,你是我的导师,行了吧?节日快乐。”

他回说:“妹子。知道你在鼓励我。现在太虚弱了,口腔溃烂几乎不能说话。没别的事,就是疼。没事,可以被打死,不能被吓死。”“就是疼。”我心里难受,得多疼呢?

告别的时候,陈姐姐还是不哭不作声,只拉住陈虻的手不放。过了一会儿,边上的医生轻声喊我。

我把她的手握住,又握住陈虻的手,把它们慢慢松开。

这一下,温暖柔软。这是八年来,我第一次和陈虻如此亲近。最后一两年,我不再事事向他请教,有时还跟着别人谈几句他的弱点,认为这样就算独立了。他讲课也少了,新闻速度加快,大家都忙,业务总结的会少了。有时候碰见我,他递给我一张纸,说“这是我最近讲课的心得”,我草草扫一眼,上面写“现场……话语权……”回家不知道收到什么地方。他也不管我:“你这个人靠语言是没用的,什么事都非得自己经过,不撞南墙不回头。”

我遇到过一次麻烦,他打电话来,一句安慰都没有,只说你要怎么怎么处理。

我赌气说无所谓。

他说:“是我把你找来的,我得对你负责。”

我冲口就顶回去了:“不用,我可以干别的。”他没吭声。

后来我觉得这话刺痛了他,后悔是这个,难受是这个。→文·冇·人·冇·书·冇·屋←

他最后一次参加部里的活动,聚餐吃饭,人声鼎沸。他一句话不说,埋头吃,我坐他侧对面,他披下来的长头发,一半都白了。

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就跟着他走,默默走到他停车处。他停下脚,忽然问我:“二十几了?”

我笑:“三十了。”

他顿了一下:“老觉得你还二十三四,你来的时候是这个岁数,就老有那个印象。”

我看他有点感喟,就打个岔:“我变化大么?”

他端详我:“没变化。”

顿了一下,又说了一句:“还是有点变化的,宽厚点了。”

我咧咧嘴,想安慰他一句,找不到话。

他看出来了,笑了一下:“喀,就这么回事儿。”

手机响了,他挂着耳机线,一边接一边冲我挥了下手,拉开他开了十年的老车,车后边磕得掉了漆。

我转身要走了,他按住耳机线上的话筒,又回身说了一句:“你已经很努力了,应该快乐一点。”

凌晨两点半,我跟陈姐姐一起下楼电梯开的时候,看到白岩松,对视一下,我出他进,都没说话。

他和陈虻,像两只大野兽,有相敬的对峙,也有一种奇异的了解。大家谈起陈虻时,有人说智慧,有人说尖锐,白岩松说“那是个非常寂寞的人”。陈虻活着,就像一片紧紧卷着的叶子要使尽全部气力挣开一样,不是为了得到什么,也不是要取悦谁,他要完成。

他的寂寞不是孤单,是没完成。

后来岩松说,那天凌晨离开医院后,无处可去,他去陈虻的办公室坐了一夜。那个办公室里,有一盆白菊花,不知道是哪位同事送的,上面的纸条写的是:“陈虻,怀念你,怀念一个时代。”

陈虻葬礼那天特别冷,我去的时候,紧闭的大门外,巳经站了一千多人,我第一次见到台里那么多同事,无人召集聚在一起,人人手里拿着白菊花在冷风中等着。天色铁一样寒灰,酿着一场大雪。呼气都是白雾,没人搓手跺脚取暖。

小崔面色铁青,坐在灵堂边的小屋子里不说话。

我坐他侧面的椅子上,看着他。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药,我给他递一瓶水,他拿在手里,没喝,直接把药咽下去了。

他心脏不好。

他看看我,说:“别生气,别生闲气,啊。”

我说不出话。

陈虻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年会,还是小崔主持,没有了《分家在十月》那样的片子,小崔自己去请了赵本山、郭德纲……一个部里的小小年会,搞了五个小时,不知他花了多少工夫。

陆陆续续,台下的人有些走了,或是打着手机出去了。陈虻搂着儿子,跟我隔着走道坐着,一直没动。

罗大佑是压轴演出,他一直坐在第一排,喝完两瓶酒,登台是晚上十一点,没上舞台,踩着一只凳子站在过道上,一束追光打着,冲场下问:“唱什么?”

几百条汉子齐声喊:“光阴的故事。”

罗大佑轻捻弦索,众人纷纷离开座位,闱拢到他周围,席地而坐。小崔坐在过道台阶上,向我招手,我手脚着地爬过去,坐他身边,回头看了一眼,陈虻搂着熟睡的儿子,坐在席间未动,微笑着张嘴不发声,随着众人唱:“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

陈虻葬礼上,仪式全结束后,有三四十个人没有走。

大门关上,大家挨个排队走过去,再次向陈虻鞠躬。

陈真是原来“东方时空”的编导,他说:“陈虻的一生没有拍什么片子,但我们就是他的作品。”

年底,我离开“新闻调查”,很快又离开评论部,去了“面对面”,再离开新闻中心,到了“肴见”,像草在大风里翻滚成团,不知明日之事。早几年大概会心如飞蓬。但现在对我来说,想起陈虻的死,这世间还有什么可怕。

我离开评论部时,白岩松在南院的传达室里放一个袋子,让人留给我,里面装着书,还有十几本杂志,都是艺术方面的。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希望什么都不要影响到生命的丰美。他的书出版,托人转我一本,里面写:“陈虻总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如果哀痛中,我们不再出发,那你的离去还有什么意义?”

我翻到扉页,他写“柴静:这一站,幸福”。

史努比常常来找我。他结了婚,当了副总,买了房。但不谈这些,也不问我工作,“比起身体,都是浮云”。就拉着我打球,吃饭,吟个诗,谈电影。骑个自行车带着我,大门口还给我买半个红瓤翠瓜,拎在手上,就这么半拉瓜,还左手换右手,汗流浃背地走,说起当年办公室大姐想撮合我俩的事,我忍不住后怕:“要真成了……”

他也乐,脸皱出几个大括号:“可不也就过下去了么。”

我说:“你看你,现在也不教育我了。”

他一副长兄看顾遗孤的口气,“你现在已经挺好的了。”

我说你现在怎么样。

他说:“有不好的我也不告诉你。”

我笑,觉得我俩都大了,或者说,老了点。

过一会儿他还是没控制住,说:“给你挑个小毛病行不?”

这就对了。

他说,看你前两天博客里写“我抿着嘴往那个方向一乐”,把“抿着嘴”去了吧。

嗯,是,女里女气的。立刻删了。

他说,哟我的意见还真挺重要。

“那是。”我说,“你说什么我总是先假设你是对的。”

他得意:“哎这话我爱听,那我教育你这么多年了,你也反哺我一下吧,我现在对这世界特别失望。”

我说:“十年前咱们在‘东方时空’,你写过一篇文章《天凉好个球》,里头不是引过一句里尔克的诗嘛——‘哪儿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离开“新闻调查”之后,有段时间我主持演播室节目,有观众在留言里语带讥讽问我:“你不再是记者了,以后我们叫你什么呢?温室里的主持人?”

是一个记者,坐在哪儿都是。如果不是,叫什么也帮不了你。

不管什么节目,都得一期一期地做,做完贴在博客里听大家意见,陈虻当年希望我们每做完一个片子,都写一个总结:“这不是交给领导,也不是交给父母的,也不是拿来给大家念的,就是自己给自己的总结。”

观众一字一句敲下评论,一小格一小格里发来,不容易,像电台时期那些信件一样,我珍重这些。有一期谈收人分配改革,有位观众留言:“在采访中,当采访对象说到城市收入的增加比例时,本来人家紧接着就要说农民的比例,但柴静非要问一句‘那农民呢’,故作聪明!”

底下的留言中有不少人为我辩解,说这是节目节奏要求,或者需要这样追问的回合感等等。还有人说这位留言的观众:“你用词太刺激了。”

批评我的这位写了一句话:“当年陈虻说话也不好听,现在陈虻去世了,我们也要像陈虻那样对待她。”

我心头像有什么细如棉线,牵动一下。

他说得对,去打断谈话,问一个明知对方接下去要谈的问题,不管是为什么,都是一个“有目的”的问题,是为伪。

什么是幸福?这就是幸福,进步就是幸福。我的起点太低,所以用不着发愁别的,接下来儿十年要做的,只是让自己从蒙昧中一点点解缚出来,这是一个穷尽一生也完成不了的工作,想到这点就踏实了。

日子就这么过去了。有年夏天,台里通知我参加一个演讲,题目叫“为祖国骄傲,为女性喝彩”。上学时我常参加演讲比赛,通常几个拔地而起的反问句“难道不是这样吗”,再加上斜切向空中的手势:“擦干心中的血和泪痕,留住我们的根!”狗血一洒满堂彩。这么大岁数,我实在是不想参加演讲比赛了。但台里说这事已定。当天领导辛苦地起个大早替我抽好签,十四号。

第一位选手已经开始,我袖口上别着十四号的塑料圆牌子,左腿搭右腿,不知说什么好。旁边有位选手穿了件大红裙,凑耳过来说:“越配合,完得越早。”

我笑,觉得有理,混一混,等会儿就结束了。包里装着北大徐泓老师整理的陈虻生前讲课的纪录,正好翻翻看,有的话以前没听过,有的听了没听进去,有些听进去了没听明白,有一句我以前没注意,这当口看见刺我一下:“你必须退让的时候,就必须退让。但在你必须选择机会前进的时候,必须前进。这是一种火候的拿捏,需要对自己的终极目标非常清醒,非常冷静,对支撑这种目标的理念非常清醒,非常冷静。你非常清楚地知道你的靶子在哪儿,退到一环,甚至脱靶都没有关系。环境需要你脱靶的时候,你可以脱靶,这就是运作的策略,但你不能失去自己的目标。那是堕落。”

“不要堕落。”他说。

我以为我失去了他,但是没有。

叫到十四号时,我走上台,扶了下话筒:“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拉萨。下了飞机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她指了一下床头的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三十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

认识她,正是我十年前挣扎来不来中央台做新闻的关口。认识她,影响我最后的决定。“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这些材料也无从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熊,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在这种来不及思考的匆忙里,才知道谁会浮现在自己心里。

我说了郝劲松的故事,“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点五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和我没有什么联系,但我们都嵌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一天他从山西老家寄给我一个纸箱子,剥开,是胖墩墩一大塑料袋,里头还套了一个塑料袋,红绳子系着口。解开把手插进去,暖暖热的碎金子一样的小米粒,熬粥时米香四溢,看电梯的大姐都来寻一碗喝。

人不可能孤立而成,人由无数他人的部分组成。

我说到了陈锡文对征地问题的看法:“他说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原因不在于土地管理法,还根源于一九八二年宪法。”在那期节目播出后,我曾收到陈锡文的短信,他说:“我们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让人们继续对明天有信心。”

二〇〇三年的一场座谈会上,我曾经问过一个人:“你说年轻记者要对人民有感情,我们自认有,但是常常遇到挫折。”他回答说,有一年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他在路边看见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老农民说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棺材板拿出来卖。他拿出五百块钱让这农民回家。他说,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著。这个人是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这个演讲场地很小,水泥台子上放了个喷塑的泡沫背景板,大红的仿宋体写着“为祖闽骄傲,为女性喝彩”。底下坐了儿十人,评委坐在课桌后,桌上面铺着鲜红的绒布。这是一个有点简陋的场地,但人站在了这里,这里就是真的。

“一个国家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我回身指了指背景板上这几个字,“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闻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珍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结束后坐在台下等着离开,有位不认识的同行移坐身后,拍了下我肩头:“今天早上我特别不愿意来,但听你讲完,觉得有的事还是要把它当真,不然就真没意思了。”

演讲结束时间还早,我去公园。拎了瓶冻得结实的冰水,像平常那样找个僻静处,木凳上--躺,满天浓荫,虫鸟声无已。

长空正滚滚过云,左边不远处是湖,风从湖上来,带着暗绿色的潮气,摇得树如痴如醉。更远处可见青山,两叠,浅蓝青蓝,好看得像个重影,当下此刻,避人默坐,以处忧患。

湖在脚下,乳白色清凉的雾里全是青草的味儿。没有人,听很久,茂密的草丛深处才听到水声。水无所起止,只知流淌,但总得流淌。山高月小,它要滴落,乱石穿空,它要拍岸,遇上高山峡谷,自成江河湖海。此刻这水正在平原之上,促急的劲儿全消,自顾自地缓下来,一个温柔的转弯推动另一个温柔的转弯,无穷无尽,连石头都被打磨得全是圆润结实,就这么不知所终,顺流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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