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

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

我记得那是条长长的走廊,大理石铺就,再柔软的脚步踩踏上去,都会听到厚重的回声。声音堆堆叠叠,来回在走廊里滚动。冷色的灯光静静地敷在上面,显得走廊更长、更深了。

每个房间的门口,都挂着他们相聚在此的理由:心血管、脑外科……疾病掌管着这里,疾病就是这里的规则,疾病也是这里的身份。

无论他们是谁做过什么,可能刚从一台典礼中被请下来,又或者刚插完秧坐在田埂休息一下,醒来,他们就在这里。

疾病在不同的地方找到了他们,即使他们当时身处不同的生活,但疾病一眼看出他们共同的地方,统一把他们赶到这么一个地方圈养。

在白色的床单上,在白色的窗帘边,在白色的屋顶下,他们的名字都不重要,他们统一的身份是,某种病的病人。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也被重组了,同一种疾病的人,会被安排在邻近,经过几天的相处,他们成了最熟悉的人。

他们讨论着身上唯一,也是现在最本质的共同点,小心比较着各种细微的区别:“我四五次正常的呼吸,就要大力吸一次气,你呢?”“我大概六七次正常的呼吸。”“我今天左脚拇指就能感到痛了。”“我还不行,但感到有股热流好像慢慢流到那……”

意识在这躯壳中爬进的一点点距离,发生的一点点小障碍,他们都能感觉到:在这里,灵与肉的差别第一次这么清晰。在这里,他们第一次像尊重自己的情感和灵魂一样,那么尊重自己的肉身。

十六岁时,我因父亲的疾病抵达了这里。

这个叫做重症病房的地方,位于这医院的顶楼。电梯门一打开,就是这走廊,以及那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疾病名字。他们各自占据了几个病房,以俘虏的数量来显示自己的统治力。到了这最顶层,我才知道医院的秘密:原来在疾病帝国,也是用武力统治的,谁最残忍最血腥,谁就站在最高的位置。

医院一楼是门诊大厅和停尸房。可以随意打发的疾病,和已经被疾病废弃的身体,比邻而居。生和死同时在这层盛放。

这都是最无能的疾病的作品——死亡不是疾病的目的,疾病是尽可能占有身体,用自己的秩序统治那身体。所以简单的死和简单的创伤都是最低级的疾病。

因为常要出外买些补给品,也因为我需要经常性地逃离病房的气氛,出去走走,我每天几乎都要从一楼经过。

从顶楼下来有两种选择:一部电梯就在父亲的病房旁边,虽然是直直通到门诊大厅,却因为使用者众多,几乎每层都要停一下。从顶楼一路往下,路过不同等级的疾病。这一层是脑科,这一层是内科,这一层是外科……然后抵达最底层,一打开,嘈杂的生气马上扑面而来。

另一部电梯是医院工作人员专梯,因而人特别少。这专梯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重症病房病人的家属可以使用——每次搭这部电梯,医院工作人员的眼神,就如同在看自己的战友:我们有共同的秘密,我们曾感受过死亡的气息。

这电梯位于医院最僻静的东南角,要从那走廊一路走到底,一路经过那一个个病房。我最恐惧走这段路,因为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眼光,总要一个个去数,每张病床上,原来的那人是否在。然后,一不小心,会发觉某人不见了。

我厌恶这种感觉,就像你按照自己的记忆走一条印象中很平坦的路,然后突然哪里凹陷了,一踩空,心直直往下坠。

所以我一向选择那部通往门诊的电梯。虽然需要从门诊大厅经过,依次穿过拥挤的人群、暴躁的声响,和潮湿的汗味,但我享受这种人间的味道。甚至能感受到,这各种声响偶然组成的某种音乐感,还有那各种浓度的汗味,将会在你的感官中形成不同程度的刺激。每次电梯打开,感受着这声响和汗味扑面而来,会忍不住兴奋,猜测自己将寻找到哪段乐曲,将被击中哪部分的感官。这是人间的乐趣,我想。

我很快知道了这里的其他小孩。知道,但不认识。

有种东西,隔阂着彼此,注定无法做非常好的朋友——目光,太透彻的目光。这里的小孩脸上都有双通透的眼睛,看着你,仿佛要看进你的心里。我知道那是双痛彻后的眼睛,是被眼泪洗干净的眼睛。因为,那种眼睛我也有。

和拥有这种眼睛的人说话,会有疼痛感,会觉得庸俗的玩笑是不能说的,这么薄的问题,在这么厚的目光前,多么羞愧。于是会想掏心掏肺,但掏心掏肺在任何时候都是最累的,通常只要说过一次话,你就不想再和他说第二次了。

同样,你也看到,他也躲着你。

或许还有个原因,作为疾病的孩子,你知道他太多秘密:他内心如何悲伤,如何假装,他和你说笑话的时候是想很刻意地遗忘,但他的这种遗忘又马上会催生内心的负罪感。

所以,我早就放弃在这里交到任何同龄的朋友。

渐渐地,当新来的小孩试图越过划定的距离,试图和我亲近,我会冷冷地看着他,直到那眼神把他们吓跑。

但,除了守着父亲的疾病,我还必须有事做。在这里,你一不小心留出空当,就会被悲伤占领——这是疾病最廉价、最恼人的雇佣兵。

比如,在帮父亲换输液瓶时,会发觉他手上密密麻麻的针孔,找不到哪一寸可以用来插针;比如医生会时常拿着两种药让我选择,这个是进口的贵点的,这个是国产的便宜的,你要哪种?我问了问进口的价钱,想了很久。“国产的会有副作用吗?”“会,吃完后会有疼痛,进口的就不会。”我算了算剩下的钱和可能要住院的时间,“还是国产的吧。”

然后看着父亲疼痛了一个晚上,怎么都睡不着。

隔壁床家属偶尔会怪我:“对你父亲好点,多花点钱。”

我只能笑。

一开始我选择和一些病人交朋友。家属们一般忧心忡忡,病人们为了表现出果敢,却意外地阳光。每个病人都像个小太阳一样。当然,代价是燃烧自己本来不多的生命力。

我特别喜欢另一个房间的漳州阿伯,他黝黑的皮肤,精瘦的个子,常会把往事以开玩笑的形式挂嘴上。他是个心脏病患者,说话偶尔会喘,除此之外似乎是个正常人。

一碗米饭吃不下,他会笑着说,当年我去相亲,一口气吃下四碗米饭,把丈母娘吓死了,但因此放心把老婆给我。扶着他去上厕所,他自己到那格子里,抖了半天抖不出一点尿,会大声叫嚷着以便让门外的我听到:“怎么我的小弟弟不会尿尿,只会一滴一滴地哭。”

他甚至还调戏护士,某个护士稍微打扮了下,他会坏笑着说,晚上我们去约会?

他的亲人都骂他老不羞,边骂边笑,后来整个医院里的人都叫他老不死。

“老不死你过来讲个笑话!”

他正在啃着苹果没空答。

“老不死你死了啊?”

他会大声地答:“在,老子还在,老子还没死。”

父亲很妒嫉我总找那阿伯。他也振作起来想和我开玩笑,甚至开始和我主动爆料,他谈过的恋爱、做过的糗事。但我还是三不五时往隔壁跑。然后以这个阿伯为榜样,教育父亲:你看,人家从心底开心,这样病就容易好。

父亲放弃竞争了,却死活不肯和阿伯讲一句话。

每天傍晚我都要到二楼的食堂去买吃的。我照例打包了三份粥、一份肉、一份菜,然后照例想了想,顺便给漳州阿伯带块红烧肉——医生不让他吃,他的亲人不给他买,他一直叫我偷偷买给他。

电梯上来先经过他在的那个病房,再到父亲的病房。

我走过去看到他的病床空空的,想了想,可能他们全家去加餐了。到了父亲的桌子前,摆开了菜,和父母一起吃。我漫不经心地问:“那漳州阿伯好像不在,他们去加餐了,有什么好庆祝的?竟然不让我跟。”

“他走了。”母亲淡淡地说,眼睛没有看我。

我一声不吭地吃完饭,一个人爬到医院的楼顶去看落日。在上面,我发誓,不和这重症病房里的任何病人交朋友了。然后安静地回到父亲的病房,把躺椅拉开,舒服地摊在那。假装,一点悲伤都没有。

打扫卫生的王阿姨成了最受欢迎的人。医院阿姨一般来自乡下,身上还带着土地的气息。她说话的嗓门大,做事麻利。

说起来她并不是那么好的人,贪小便宜,如果你没有给点好处,就边收拾边骂骂咧咧,有时候干脆假装忘记。她说话非常刻薄,偶尔有刚来的孩子在走廊开心地嬉闹,妨碍了她的工作,她会把拖把一扔,大声地喊:“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不懂事,家人都快死了,还有心情在这闹?”

孩子哭了,声音在走廊一起一伏。过一会儿,一个大人跑出来,做贼一样把孩子抱了就走。然后隐隐传来啜泣声。

其实她好人缘的根本原因来自,重症病房里太少可以交往的对象。只有她,似乎是和疾病最不相干的人,不用担心,要在她面前掩饰悲伤或者承受她的突然消失。而且她的坏脾气恰好是个优点:确保你不会很深地和她发生情感。

我见过太多家属,一离开就像逃离一样,恨不得把全部记忆抹去,走出去的人从不见有回来的,仿佛这里只是一个幻境。

我尝试理解她的市侩和不近人情。她应该曾经用心和一些病人交往过,然而病人的一次次消失,让她慢慢学会了自我保护。无论当时多么交心,那些亲属也不会愿意再在尘世见到她。

理解之后,我突然对她亲近了许多。

我努力挖掘她让人开心的部分,比如,她会提供楼层间的八卦:四楼骨科的那个老王,上厕所的时候跌倒,把另外一条腿也摔了,两条腿现在就V字形地吊在床上;二楼妇产科,生出了对连体婴,父母着急坏了,哭得像泪人,医生们还在开会研究,怎么剖离。“我趁着打扫的时候,偷偷瞄了眼,乖乖,真像庙里的神灵。”她习惯张牙舞爪地说话。

这个消息像是只跳蚤从此就落入我的心坎里。好几天,整个楼层都在讨论,并开始想象他们未来的生活如何。

就像一出跌宕起伏的连续剧,谜底一个个揭开:早上阿姨来,宣布了性别,是两个男婴。众人一片唏嘘:“多可惜啊,本来双胞胎男孩子该高兴坏了。”

下午阿姨来,宣布医生打算用锯子锯开,正在讨论方案。众人一片哗然,整个晚上研究如何锯,并运用自己经历的几次手术的经验,交流可能性。

隔天所有人盼着阿姨来,她终于说了:“但可惜心脏连在一块。”

众人开始纠结了。“哎呀,一辈子要和另一个人一起吃饭睡觉。”

二楼的另外一大片区域,是妇产科。我每次打完饭经过那,总喜欢探头探脑。医院里的护士几乎都认得我,其他区域病房的人都会让我进去游荡,这似乎是重症病房家属的特权。然而,妇产科的人却总拦住。或许他们不愿意我们身上带着的疾病的信息传递到新生的人群里去。

在重症病房,妇产科里的故事是最受欢迎的,说起一个小孩的任何一颦一笑,都会有极大的反应。在重症病房这个楼层的人看来,那里简直就是旅游胜地。和我同处于这楼层的孩子,也都特别向往那科室,想着不同法子突围。

有的装成去送饭的,有的装成刚买药回去的,有的还玩起了乔装——戴上个帽子,别上个口罩,都被逮了出来。

好说歹说,王阿姨答应带我去,条件是,我要把看的那几本教辅书送给她——她想给自己的孩子。

我拿着水桶,跟着王阿姨,她身上散发着浓重的汗味,每走一步就要喘一声。终于来到那关卡,对着门的那两个值班护士,充满质疑地看着我。

王阿姨说:“我今天身体不舒服,他主动帮忙,真是个好孩子。”

护士想了想,拿出一件护士的蓝色外套给我套上,然后又叫住我:“你最好先去消毒室消毒一下。”

被歧视的猜想这次被正面印证了,我把外套一扔,跑回了重症病房。

那连体婴儿我决意不想看了。但她还是日复一日地直播。直到一个星期后,不管别人怎么追问,她都不说。

每个人都明白了,是大家共同熟悉而亲近的朋友带走了这两个小孩。

那个朋友的名字谁也不想提,因为谁都可能随时被带走。

我可以从眼神里感觉到,护士长和新来的那个医生正在发生什么。

护士长年轻时肯定是个甜美的女孩,瓜子脸,笑起来两个酒窝。不过从我认识她,她就永远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说话一直在一个声调。

楼层最中间,是护士间,那是类似酒吧柜台的样子,半人高的桌子,有限度地隔开了病房和她们。紧挨着的房间,我们称之为贵宾室。贵宾室的门一直是关着的,只有那些医生才能进进出出。

关于贵宾室里面的摆设,在没有多少信息流通的这个楼层,也成了长盛不衰的话题。听说椅子是欧陆风格的,铺着毛地毯,里面还有台球桌。

但每个家属早晚都要进到里面去——那意味着,你家里的病人要直面生死,要动手术了。

程序一般是这样的:通常前一天的晚上护士长会笑着拿着张通知单给你,然后说,晚上医生们想邀请你去办公室一下,记得带上觉得必要的人。晚上八点开始,护士长一个个病房去敲门,把一队队家属分别往那贵宾室带。

推门进去,门关上了,第二天一早就可以看见,他们的亲人被推进手术室,从此不见了——如果手术成功了,会送到紧急情况看护室,调理一段时间,然后送到楼下各专业看护室,或者直接出院。如果失败了,他们谁都不会回来了。

对于护士长和年轻医生的恋爱,重症病房里的每个人都惴惴不安。恋爱在这个地方看来,其实只是极端的情绪,有极度的开心,也意味着同时可能有可怕的不开心。护士长稍微情绪一波动,就意味着打针的时候更疼了,或者是办杂事时的不耐烦。虽然他们都尽量保持专业,但是脆弱的病人和家属们,看着他们脸上曲线的一起一伏,内心都要跟着一跳一宕。

于我来说,更是个紧张的事情,因为那年轻医生,恰恰是心血管科的,将来,手术的某个环节上他有可能掌管着父亲的生死。

于是,他们两个的情感成了整层楼最重要的安全事件,大家会私底下交流着对他们恋爱进程的观察,来决定集体将如何地推波助澜。

一开始有人建议,不如造谣让他们分开。他们开始在护士长帮他们打针的时候,说,好像看见某某医生和另一层的护士出去了。哦,是吧。针意料之中地没打中血管,痛得病人唉唉叫。

有人张罗着,要给医生介绍有钱又漂亮的女孩子,护士长听到了,闯进那病房里,叉着腰就骂:“你们是活得太舒服了吗?”众人静默。

从此,一切都是往推进他们情感稳定的方向上布局了:甲负责打探护士长需要什么,乙建议医生怎么买,谁听到护士长如何地不开心,都要负责让她开口,然后集体研究解决办法。

我并不是其中太重要的参与者,只需要每次看到护士长的时候,笑着说,姐姐今天真漂亮。有意无意在医生面前说护士长如何地体贴、负责,然后要提高声调说:“要是以后我能娶这样的老婆就好了。”

但通常,我都是在厕所碰到他。他不耐烦地拉起拉链,说,你这小毛孩懂什么,再乱说就揍你。我点点头,不能告诉他,根据大会要求,我坚持一定要见一次说一次。

这样的日子过得战战兢兢,却也热闹非常。慢慢地,我发觉医生开给父亲的刺激性药越来越少,然后要求我们,每天陪着父亲做复健。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进贵宾室的日子近了。

那个晚上,护士长来叫我和母亲了。从护士室的柜台进去,总算打开了那扇贵宾室的门:几张大大的办公桌,配着靠背椅。唯一的亮点只有,一张软软的沙发。

沙发是用来给家属坐的。让他们感到安全和放松。

我来不及失望,主治医师已经坐在沙发的另一角,看我们来了,满脸堆笑地迎接。他握手的时候特意用了用力,这让我不禁猜测,这笑容,这握手,还有这沙发,都是精心研究的专业技术。

其他医生各自散落在周围,那恋爱中的年轻医生也在。他果然参与了父亲的手术。

主治医师讲了一堆术语,母亲和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医生,您能告诉我,手术成功率有多少?”母亲直接打断。

“百分之六十。我和你们解释下可能的风险,病人的手术,是把整个心脏拿出来,先用心脏起搏器维持,如果中间血压过低了,就可能不治;然后要切开那瓣膜,换上人工的瓣膜,如果这中间有小气泡跑进去了,那也可能不治……”

母亲有点头晕,想阻止医生说下去。

但他坚持一句话、一句话说着。“抱歉,这是职责。”他说。

过了大概有整个世纪那么久,医生问:“那么是否同意手术了?如果手术,60%的成功率;如果不手术,估计病人活不过这个冬天。”

母亲愣住了,转过头看着我:“你来决定吧,你是一家之主。”

“我能想想吗?”

“可以,但尽快,按照检测,病人的手术再不做,估计就没身体条件做了。如果可以,手术后天早上进行。”

我出了贵宾室,一个人再次爬上医院的屋顶。屋顶四周用一人高的铁丝网圈住,估计是担心轻生的人。

意外地,却有另外一个和我差不多同龄的人。我认出来了,他是在我前面进贵宾室的人,看来,他也被要求成为一家之主。

按照默认的规矩,此刻应该彼此沉默的,但他却开了口:“明天是圣诞节,你知道吗?”

“是吧。”我这才意识到。

“我父亲一直想回家过春节,他说他很想看,过年老家的烟花,你说圣诞节能放烟花吗?”

“不能吧。”

他没再说话,两个人各自继续看着,夜幕下,路灯边,熙熙攘攘的人群。

我还是签了同意书。母亲甚至不愿意陪我再进到贵宾室。她害怕到身体发抖。

签完字,那恋爱中的医生负责来教授我一些准备:明天晚上,你记得挑起你父亲各种愿望,让他想活下来,越多愿望越好。“一个人求生的欲望越强,活下来的机会就越大,更多是靠你们。”

傍晚依然我负责打饭。母亲交代要买父亲最喜欢的卤鸭,虽然他不能吃,但让他看着都好。但我突然想,不能买给他,而是买了他最不喜欢吃的鱼片和蔬菜。

父亲显然生气了,一个晚上都在和我唠叨。

我哄着他,“后天买给你吃,一整只鸭好不?”

父亲不知道手术的成功率,但他内心有隐隐的不安。他显然有意识地要交代遗言:“你以后要多照顾你母亲知道吗?”

“我照顾不来,你看我还那么小。”

他着急了。

又顿了口气:“怎么不见你二伯?我给你二伯打个电话,我交代他一些事情。”

“二伯忙自己的事情去了,没空和你说话,等你出来再说。”

他瞪着我:“你知道气病人是不对的。”

“我没气你啊,我只是说实话,二伯说后天会过来陪你一整天。”

“你这调皮鬼。”他不说话了。

我不知道自己的这场赌博是否对,如果不对,如果父亲就这样离开我,今天晚上这样的对话会让我自责一辈子。

走廊上有孩子在闹着,说今天是圣诞节,吵着要礼物。但没有多少反应,就像一块石头投进深深的水潭,一下子不见了踪影。他不知道,这里有另外的四季、另外的节气。

母亲内心憋闷得难受,走过去想把窗打开。这个时候,突然从楼下冲上一缕游走的光线,擦着混浊的夜色,往上一直攀爬攀爬,爬到接近这楼层的高度,一下子散开,变成五颜六色的光——是烟花。

病房里所有人都开心了,是烟花!

烟花的光一闪一闪的,我转过头,看见父亲也笑开了。真好,是烟花。

我知道这是谁放的,那一刻我也知道,他是那么爱他的父亲。我从窗子探头出去,看见三个保安正把他团团围住。

九点,父亲被准时推进去了。二伯、三伯、各个堂哥其实昨晚就到了,他们和我就守在门口。

那排简单餐厅常有的塑料椅,一整条列过去,硬实得谁也坐不了。

十点左右,有护士匆匆忙忙出来。母亲急哭了,但谁也不敢问。

又一会儿,又一群医生进去了,二伯和三伯不顾禁令抽起了烟,把我拉到一旁,却一句话也没说。

快到十二点了,里面的医生和护士还没动静。等待室的所有人像热锅上的蚂蚁。

过了十二点,几乎谁都听得到秒针跳动的声音了。堂哥想找个人问问情况,但门紧紧关住,又没有其他人进出。

一点多,一个护士出来了,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

亲人们开始哭成一团。

二伯、三伯开始发脾气:“哭什么哭,医生是忙,你们别乱想。”却狠狠地把烟头甩在地上。然后,各自躲到安静的角落里。

等父亲送到紧急看护室里,我到处寻找,就是找不到那个男孩。

“今天没有其他做完手术的病人送这来了吗?”

“没有,只你父亲一个。”看护的医生说。

我挂念着实在坐不住,隔天瞒着亲人,一个人回到重症病房。病人和家属们,看到我都掩饰不住地兴奋,纷纷上来祝贺我。我却没有心思接受他们的好意。

“你知道和我父亲同一天手术的那个人怎么样了吗?”

“对的,他有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男孩。”

“昨天一早他父亲和你父亲差不多时间推出去,就再没见到他了。”终于有人回答我。

我一个人默默搭着电梯,走到楼下。燃放烟花的痕迹还在那,灰灰的,像一层淡淡的纱。

我知道过不了几天,风一吹,沙子一埋,这痕迹也会不见的。

一切轻薄得,好像从来没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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