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政府缄口不言

琢磨揣度爱德华肖当时心里作何感想一定十分有趣。他在那里一声不响地听鲁齐发誓作证所言句句皆实，说自己除了那三件已承认的犯罪事实外，再无任何不法行为。他忘了鲁齐曾向他交代的盗窃罪行了吗？他不知道鲁齐曾招供参与贩毒活动而且这话已录进他与男爵的谈话了吗？难道他忘了鲁齐最近在布朗克斯进行的涂改录音带和阴谋作伪证犯罪活动吗？难道他不知道录音带对正在进行的审判极为重要吗？可是他这个对鲁齐的犯罪历史有责任予以披露的律师为什么未能这么做呢？

爱德华肖在我看来并不是一个对犯罪活动健忘的人。对肖这种表现最确切的解释就是，他劝说鲁齐承认过去犯下的三项罪行已够麻烦了，如果再逼他进一步供出其他罪恶就可能损害他们之间的默契，断送他们心照不宣的合作。为了保留他的主要证人，为了在他与罗斯纳的决战中获胜，肖实际上可能决定，自己须参与某种民事不服从活动默不作声地遗忘鲁齐曾犯下而且承认了的其他罪行，允许他为了更高的司法利益而作伪证。当然，他也可能记不得那些另外的罪行了，或者他压根儿就没以为这些活动是犯罪，但我个人以为这是不太可能的。

政府把鲁齐装扮成一个腐化犯罪的死敌，检察官在审前就导演了一场公关大战。开庭后莫维洛倾注了大量时间和心血来与新闻界打交道。联邦检察官小惠特尼诺斯西摩令人惊异地在鲁齐的面目被揭露之前就找到《生活》杂志，表示愿意提供鲁齐调查案的独家新闻。检察官这种利用新闻媒介牟利的作法一般都是遭人嗤笑的，因为它会使选入陪审团的人产生偏见，然而在这个案子里西摩正是在鼓励他们这样做。后来有人抨击西摩的这个做法，不过是责怪他，由于《生活》杂志采访文章使鲁齐在完成秘密调查使命之前就暴露了身份。《生活》杂志把鲁齐描写成一个诚实忠贞古道热肠的警察，他虽扮演中间人的角色，但从不参与敲诈勒索、买卖贩运毒品的罪恶，他对那些利用自己的警察身份做鼠窃狗偷勾当之辈不屑一顾。在《纽约时报》的一份特写中鲁齐被描写成一个为毒品问题痛心疾首的警察，他自己周围的人与罪恶同流合污，而他则出污泥而不染，他下决心不惜任何严厉手段来铲除这个痼疾。

审判中政府信誓旦旦地对陪审团说，自从1967年以来罗伯特鲁齐兢兢业业，从未有丝毫越轨行为，甚至连他痛心疾首地承认过去的不检点之处也给他的证词增添了真实感，使罗斯纳的证词相形见绌。检察官莫维洛几次三番地向陪审团表明他的首要证人的诚信绝对可靠：

侦探鲁齐从未因撒谎而被揭露，因为他从不撒谎。

罗斯纳则是自己为自己作证。正像人们预料到的那样，他对那些没有录音的会见另有一套说法，与鲁齐的迥然不同。如果相信罗斯纳的说法，他很明显是一个被政府的密探使了绊受骗上当的倒霉蛋。如果相信鲁齐的话，罗斯纳是自己主动找上门来，鲁齐则半推半就地向他提供花钱买来的情报。

莫维洛把判断可信性的难题留给了陪审团：是罗斯纳讲真话，还是侦探鲁齐以录音带为证讲真话？莫维洛强调鲁齐和罗斯纳最初几次在罗杰洛饭店吃饭时没有录音的交谈具有重要意义：10月4日那次会见极为重要，如果你们相信鲁齐对于那天发生了什么的解释，就是罗斯纳犯了罪。

鲍曼法官同意，案件如何处理现在就看陪审团的了相信鲁齐还是罗斯纳。他指示陪审团，鲁齐和罗斯纳的说法在关键问题上如此水火不容，可能意味着这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并非由于健忘或疏于记忆，这两种说法都不真实。

陪审团经过6个小时的秘密商讨，通知法官他们要自己再对鲁齐和罗斯纳关于9月30日和10月4日未录音的会见情况作一番审查。4小时后，陪审团向鲍曼法官递了一张条子，通知他陪审团中有一人曾经在地铁里听见有人议论鲁齐，说他这个警察干腐败犯罪活动少说也有10多年了。陪审团请示他，对这一点是否可作考虑的因素。

这个条子把莫维洛气得七窍生烟。他一屁股从椅子上弹起，要求鲍曼法官用明确强硬的口气指示陪审团不要考虑这种传闻，因为任何有关鲁齐除了在1967年有过三次犯罪活动之外还有其他犯罪的说法都完全是为了把本案引入歧途，也是与该侦探的证词大相径庭的。鲍曼法官适当地指示陪审团不应把未经证实的谣言考虑进去。

这以后陪审团裁定对罗斯纳起诉书中的五条罪行有罪，另外两条无罪。

罗斯纳心情灰暗，但仍坚定不移。他被认定有罪几天以后，找到了好几个海洛因毒瘾极深的人，他们声称掌握鲁齐参与毒品交易并且由来已久的第一手材料。罗斯纳的律师在法庭提出动议，要求重新审理此案，这些可怜的瘾君子都被传唤出庭作证，鲍曼法官认为他们的证言不可信，因此否决了该动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