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滔天罪行

19 滔天罪行

现在是政府因它在罗斯纳案中的错误而受审的时候了,被告是肖、斯库匹塔、莫维洛、萨戈尔和鲁齐。作为罗斯纳的律师,我将扮演公诉人的角色。审判讨论的内容是罗斯纳能否继续自由在外,这次审判同时也影响到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声誉。

法庭里挤满报社人员和电视记者。因为法庭严禁摄影拍照,旁听席第一排上坐满电视台的画家准备速写。

在1974年7月1日上午《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米隆法布写的头版文章,抢在前头告诉公众他们从这场审判中能了解到什么:

一个稀奇古怪的故事将大白于天下,这里面有政府官员掩盖活动的指控,也有由一位中央情报局前工作人员进行的有争议测谎检查。

罗斯纳先生希望在这次听证会上推翻对他的有罪认定,与此有关的利害都在朝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他的收获会超出他的期望

实际上,罗斯纳先生和他的律师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艾伦德肖维茨正在努力把政府置于被告席上,为他们在罗斯纳案中赤裸裸的违法行为受审。

按鲍曼法官严格规定,听证会在上午10点准时开始。我们在10点零2分传唤第一个证人警察局侦探罗伯特鲁齐。

他由一小队联邦保安人员簇拥着从证人待的房间里走出来,这是公众第一次亲眼看见他的真面目。连《生活》杂志在登载关于他的照片时都把他的脸遮住,以防有人暗杀。

鲁齐刚在证人席就座,电视台的画家就急切地开始速写。这张速写上画的是个长得像个小天使般的青年,约30来岁,看起来善良诚实,又带着一脸愁容。他身高一般,体重正在朝着超重的范围发展,鲁齐这人一点也看不出是个凶悍奸诈巡游街头的探捕。他穿着一件浅灰色运动夹克,里面是件人造纤维衬衫,脖领敞开。很明显检察官已预先告诫他不要穿那些惹眼的昂贵服装,把那些金光闪闪的首饰也摘下来留在家里。我向他提出第一个问题时,他很不自然地朝我笑着。

鲁齐先生,请告诉我你当警察有多长时间了?

他回答起来带着一种尖利且挑衅的调门,仿佛是在向我示意,别想从我这儿找便宜:我大约干了13年了。

在我历数他的桩桩罪恶、揭露他的丑恶历史时,他一直气势汹汹毫不示弱15次从贩毒嫌疑犯手里缴获现款;近1000次向有吸毒瘾的告密者非法分发收缴来的海洛因以便他们再度出售;几百次从当场捕获的毒品贩子手中勒索现金或海洛因作为允许他们继续干的代价;数量巨大的海洛因通过他分给不吸毒的毒品贩子,然后再卖给瘾君子;向黑社会犯罪集团成员出卖关于警察正在办的案子的内部情报,包括窃听电话的内容,以便向被调查被窃听的对象敲诈勒索;从一个刑事被告辩护律师那里接受贿赂,然后按照他要求的口径在法庭作证(鲁齐竭力否认他改变证词是因为受贿。他声称,给他钱是因为我这样做就不会因替那个律师的委托人说好话而惹下作伪证的嫌疑);在离法官只有几英尺之遥的地方向一位副检察官行贿,企图为一个被告求情降低保释金数额;因为派了几个强壮的武装人员去保护一家餐馆而收受老板的钱;几次三番地欺骗伪造和偷漏联邦和州所得税应缴数额;他在警察生涯中犯下无数次作伪证、撒谎欺骗行径,最近一次就在上个星期。(我没办法讯问他那件在布朗克斯阴谋擦抹窃听录音带和作伪证的罪行,因为我不确切了解此事,政府直到此次听证开始时仍拒绝透露这些罪行。)

鲁齐在被问及这些五花八门的犯罪活动时,态度越来越强硬,毫无悔过之意,他再三试图粉饰美化他的罪恶,说这全出于爱护别人之心,也是他在纽约这个虎口狼牙之地出生入死所必不可少的手段。

鲍曼法官对他这种说法似乎不甚同情。有一次他说:不管侦探鲁齐以前干什么和现在正在干些什么,都是自作自受,他自己要这么干的。侦探鲁齐的讨论到此结束。

鲁齐被带上法庭,他被认定有罪。毫无疑问他是纽约市有史以来最腐败堕落的警察之一。同样清楚的是,他撒起谎来如此流利,他的可信性几乎不存在。这个荣耀的城市王子在审判后成了一只癞蛤蟆。

可是鲁齐并不是这个犯罪集团中唯一成员。其他执法人员也有两面派行为,缺乏坦诚正直的品质,当然还有更恶劣的。可尊敬的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成员的不检点行为也应该予以揭露,加以谴责。

为了保证罗斯纳能够获得一次新的审判机会,我们就必须证明不仅仅是鲁齐一个人扯谎欺骗,而且联邦政府也对某些侦探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我们在这个阶段的质证工作就更加微妙了我们现在正是对鲍曼法官曾经工作过并引以为荣的那个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诚信进行质询。这些工作人员之中有一个人的行为将受到盘问,这个人就是罗伯特莫维洛,他像鲍曼一样曾主管过检察官办公室刑事犯罪部门。我们知道这回是一场硬仗。

很多辩护律师遇到要与检察官发生正面冲突,必须对检察官是否诚实公正进行挑战的案子都知难而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政府的律师(检察官)对辩护律师的日常生活有很大影响力,对他委托人的命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解决刑事案件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庭外协商,辩护律师总是需要与公诉方面讨价还价,而检察官则有权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在某些行政区域内公诉人可以向法庭提出判刑建议,法官很重视并采用这些建议。

就更私人的层面看,检察官可以在许多方面给辩护律师方便,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这些事虽小,却很重要,如同意合作或不继续合作;在律师阅卷时提供方便或从中作梗;对一些技术性要求采取变通方法或是铁面无私;在委托人请律师时帮助推荐还是暗中使坏;还有在小事上采取顺水推舟给人方便的态度,还是处处找碴,极尽刁难之能事。

许多检察官在使用他们的权力时毫不踌躇犹豫,指望以后能从辩护律师处得到回报。我并不是说以上作法有何不妥之处,尽管这么做时常有离谱的可能,我只是说与检察官办公室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多么重要。

很多检察官有心与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一分高下,只要问题限于被告是否有罪的范围之内。可是只要问题牵涉到检察官本人是否公正诚实,辩护律师与检察官被告之间就很难保持良好的个人或工作关系了。所以大部分辩护律师在委托人需要他们直接攻击检察官的案子中都退避三舍。最好的情况,他们也只是把矛头对准政府,以造成不针对任何个人的印象。

在本案中把我的进攻矛头对准某一位检察官是必不可少的,不管我是否因此得罪了人。我早就听说莫维洛的脾气极坏。我曾经在法庭外亲眼看见他声嘶力竭呵斥一个说他健忘的辩护律师:你这个婊子养的。你等着瞧吧,有你好受的!你再也别想跟我们打交道了!对于一个在纽约南区这块地盘上执业的律师来说,这些话不啻是一份吊销营业执照的命令,一份破产声明: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刑事犯罪部门莫维洛是个部门的主管将不会跟这个律师进行庭外协商或私下交易了。鲁齐先生:鲍勃莫维洛跟你可大不一样,他不是坐在那里心平气和地向我解释他神情十分激动,一会儿蹦起来,一会儿又坐下。

法庭:所有熟悉本法庭的人差不多都能发表关于莫维洛先生会怎么表现的司法意见。

当然,没有一个检察官会喜欢受传唤出庭作证,被人追根刨底地盘询他是否知道鲁齐犯有其他罪恶,他什么时候知道的,为什么他没有将此事公之于众。不管怎么说,这是水门事件的最后一个夏天,正当我们举行听证时,一位美国总统正因他在一件丑闻中参与掩盖活动而行将被迫辞职。在这场事件中,许许多多律师的声誉都受到玷污,其中许多人过去曾是或现在就是检察官。鲍曼法官反复地把他主持的听证与在华盛顿进行的听证加以类推。

我决心接受委托在纽约南区进行挑战并不是因为我比别的律师更有勇气。我只是,或至少我以为我这么做比别人失去的少。作为一个有终身聘约的教授,在另外一个城市兼职做律师,我并不像其他执业律师那样依赖与当地检察官的关系。我一般也不进行庭外交易或鼓动委托人通过庭外协商换取减刑。我主要是依据委托人的宪法权利进行诉讼。我认为自己相对来说比较保险,因为对我进行报复打击的可能性较少,因此我就有额外的义务去向违法乱纪的检察官进行挑战。另外,作为一个教授法律道德规范的人,我对许多法院、纪律检查委员会在衡量检察官和律师的行为时实行双重标准感到万分震惊。极少有检察官因他们工作时过分热情而受到纪律处分,哪怕是批评也难得有。可是我很快就了解到,辩护律师由于过分热情地为委托人辩护而受到吊销执照的威胁。

正因为这些原因,我一直很愿意挺身而出对检察员和法官的行为提出异议。确实这也成了我进行宪法实践内容的一部分。可是罗斯纳案是我第一次直接向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是否公允诚实提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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