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我们可以在纽约读这些材料……”

可是当我开始证明萨戈尔的非法行为时，代表政府的乔贾菲排山倒海般地发出阵阵抗议，企图保护萨戈尔使他免于就自己的行为作证。面对我对政府律师的频频攻击，鲍曼法官则越来越坐立不安，不断批准贾菲的抗议。随着恼怒和挫败感的增加，我要求法庭允许我提出证据，即如果允许我继续对萨戈尔进行质证的话我将证明的东西。我开始提出这些内容：

我们将提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曾有意识地精心地企图对即将对复查请求作出答复的联邦最高法院隐瞒实情这份戈伊备忘录就没有让最高法院知道

根据我知道的事实，提出这种证据似乎是够合情合理的。我没有预料到鲍曼法官的反应会如此激烈。他从座位上站起来从上朝下瞧着我，摇着两根手指做出威胁的姿势：我认为这个指控是极其严重的，他说：你最好能够证明这些指控。

这里面包含的威胁是明确无误的，就像在犹太人保卫同盟案审判时一样，鲍曼法官还是用他的老把戏企图用威胁恐吓被告辩护律师的方法扭转对政府的严厉指责。他想把我推上法庭受审，因为我想把政府推上法庭受审。他想对我先下手为强，正像我想对政府先下手为强一样。

那天早晨余下的时间可苦了我。每次我想要对证人进行质证时鲍曼就会上前切断我的话头：我还在等着你就联邦检察官有意识地、精心地企图对联邦最高法院隐瞒实情作证哩。我希望你立即就谈这一点这可能是明天早晨报上的头条新闻，可我要你现在就把证据拿出来。

随着这个攻击，他宣布上午的听证结束，并指示我在下午两点钟开庭时证明那条具体指控。他起身而去，用力把身后的门砰地关上。

我们后来从法院的传闻中得知，在鲍曼法官的更衣室里发生了什么。鲍曼指示他的助理一位刚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年轻人去起草对我的正式指控，因为我毫无根据地对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进行指控。鲍曼说他吃完中饭回来就要看这份东西，然后把它送到律师协会纪律监察委员会去。说完他转身就走，留下那个充满疑惑的助理伏案疾书。

当鲍曼回来时，那个书记员对这位法官说，他不想参与起草指控被告辩护律师的工作，因为他不认为该律师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如果鲍曼法官想要呈递指控书，他就得自己亲手去写。鲍曼怒气冲天，却不得不说他可以自己动笔。

进入法庭以后，鲍曼法官要我再斟字酌句地念一遍我对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指控。他假模假式地举着一根铅笔，说：我要彻底搞清楚你到底说了些什么。你说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有意识地、精心地对最高法院封锁证据。他一边说，一边当着法庭里所有的人把这些字句写下来。很明显，他想设圈套让我上当。

我开始对萨戈尔进行质证。可是萨戈尔不回答我的问题，他学着鲍曼法官的样子想把矛头扭转过来对准我。当我问他，他在午间休庭时是否查对了一个他应该加以查对的日期。法官竟然允许他做如下回答：坦白地说，德肖维茨先生，我感到你的指控勇气如此可嘉，我觉得与其去查对日期不如出去吃午饭。

在另外一个问题上，他回答说，他只能把他的声明建立在你德肖维茨先生在法庭上公开声明的基础上，而我不想就这种声明是否确切发表评论。当我宣读文件中萨戈尔修改过的那部分时，他打断我的话，说：我们也可以在纽约读这东西嘛。

听证会已经失去控制，而鲍曼法官丝毫无意去控制形势。有时候萨戈尔好像忘了他是个证人而不是检察官，他忘乎所以地吼叫着命令我德肖维茨先生，我对记录内容很熟悉，别光坐在那里不动，提出你的问题只是当萨戈尔企图彻底与我们调换个位置，竟然向我问起问题来时，鲍曼法官才转向证人，说：等等，好像应该是你回答问题来着。

我问萨戈尔他是否记得，我曾对他说戈伊备忘录是政府知道这回事的第一个确凿证据。他的回答是：你不记得我一笑置之吗？他的回答引发了鲍曼法官滔滔不绝的猛烈攻击不是针对萨戈尔，而是针对我：

法庭：我要你们搞清楚，那没有什么可乐的。这一切结束后，我要德肖维茨教授告诉我，他打算怎么证明这件糟糕透顶的

德肖维茨先生：我已经准备好了

法庭：请不要打断我的话。如果他不能证明，我将考虑采取什么纪律制裁我自己不会放过这件事，我要穷追不舍直到这件事在适当的地方得到适当的处理。

最后的结果是我有办法通过萨戈尔自己的证词来证明就是他出主意不让总检察长或最高法院知道戈伊备忘录的；就是他在得知政府确实知道戈伊备忘录的内容后修改了总检察长的意见书草稿，加进了否认政府知道鲁齐其他犯罪行为的话。我这样就确凿地证明了我提出要证明的东西隐瞒戈伊备忘录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有意识地向联邦最高法院隐瞒实情。证明了这一点，我有信心鲍曼法官将会撤销他对我进行纪律处分的威胁。

我错了。鲍曼法官不等我把萨戈尔有意识地不让总检察长和最高法院了解戈伊备忘录的事实陈述完，就假装不知我指控的隐瞒行为是指戈伊备忘录事。

我绝对不相信任何有理智的人会根据戈伊备忘录就指责说这是故意对联邦最高法院隐瞒实情我敢肯定，而且我认为你也知道我敢肯定，这件事远比受贿50美元严重！

可那正是我提出的指控。我清楚明白地提出要证明的正是戈伊备忘录一事：这份戈伊备忘录没有告知最高法院。我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在我成功地证明了我提出要证明的指控后，鲍曼法官现在要改变游戏规则了。现在，他要我证明远比它严重的指控。他裁定，在戈伊备忘录中承认的罪行微不足道，关于戈伊备忘录的问题，不管是直接的或间接的都不准再提起。

当晚电视节目中对这件事的报道很不利。一个电视评论员结束他对今天听证情况介绍时说，如果德肖维茨能证明他的指控，那么他的委托人就可以免于锒铛入狱；可如果他不能证明他的指控，那么他就得和他的委托人一起品尝铁窗的滋味了。

我返回剑桥去谋划反击事宜，与哈维西尔伏格雷特及珍妮贝克商讨一番。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应该抢在头里先去律师协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告鲍曼法官一状，告他不断对我进行威胁。我们对律师行为规范和纪律进行深入的研究，发现其中并无法官可以威胁一个出以公心、提出要证明政府非法行为的律师的规定，即使这位律师最终未能向法官充分证明这一点。哈维和珍妮都肯定地说我完全证明了我提出的指控。我们一致同意，不是我正是鲍曼法官的行为应受到纪律处分；正是他提出了毫无根据的指控；正是他允许萨戈尔在证人席上对我胡言乱语喧嚣怒号；正是他声称警察盗窃200美元是小事一桩，不值得法院认真考虑。

我给赫夫斯特拉法学院院长门罗弗里曼打电话，他是美国刑事诉讼职业道德方面的权威。弗里曼院长听我讲了鲍曼法官的所作所为后十分愤慨：这些检察官出身的人总是想找那些跟政府作对的律师的碴儿。我看你的所作所为无可非议。我问他对我们准备控诉鲍曼法官有什么看法，他略微沉思，然后回答说：总有一天有人会起来揭发法官的不检点行为。可现在这么干于形势不利。鲍曼刚刚宣布他要退休，纪律检查委员会里不会有人愿意处分一个刚退休的法官，我觉得他们总会找到点儿理由来为他辩护。我问他，在他看来我应做些什么。他忠告我，最妥当的办法是使鲍曼改变主意，三思而后行。我问弗里曼他是否愿意在纪律检查听证会上为我辩护，他说他愿意效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