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斯坦福大学永远不会允许教授这种课程”

4 “斯坦福大学永远不会允许教授这种课程”

斯坦福大学众多教授之中,最有争议的人是威廉肖克利教授。他在1956年因半导体方面的成就而获诺贝尔物理奖。许多年来,肖克利教授一直从事实验遗传学的研究和写作,他曾发表了不少引起争议的论文,宣称白人在智力上优于黑人。不出所料,他的这些奇谈怪论自然受到最受尊敬的遗传学家们的嘲笑和反驳,许多学生和科学家要求对他的著作进行审查删节。斯坦福的激进左派,包括布鲁斯富兰克林都认为斯坦福校园里不应允许讲授这种观点。肖克利的课经常被阻挠、打断、取消,连他的物理课也常常被充满敌意的学生打断。

我在中心工作期间,这个问题变得严重起来了。肖克利准备了一个研究生选修课程,题为:《劣生学:人类行为遗传学及种族差异的新研究方法》。这个课程一出台,立即在校园里引起轩然大波。一个激进的左派学生组织领导声明:不应该允许这种课程在斯坦福大学讲授。

经过一番争论后,一个由5人组成的教授顾问委员会被指定来讨论肖克利教授的课程是否可以在斯坦福讲授。该委员会花了3个月的时间研究这件事,并决定该课程应该在一个授课时完成,而且没有学分。尽管如此,大学研究生部主任还是拒绝批准该课程。

斯坦福大学的左派们对解雇富兰克林十分不满,却对禁止肖克利的决定万分快乐。斯坦福的右派们,虽说对富兰克林的解雇欢欣雀跃,却对禁止肖克利的决定惴惴不安。那些不偏不倚的人对学校的这两个决定都表示支持。差不多没有一个人对这两个决定都持批评态度。

我却认为,研究生部主任禁止肖克利课程的决定恰恰是富兰克林案件的另一个极端:两者都否定了学术自由,而只是党同伐异的争辩。

一开始,我在肖克利事件上保持缄默。我参与富兰克林案件对我的工作干扰不小,而且使我与我在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过去的同事之间产生了严重的隔阂。我极有兴趣地注视着肖克利观点的争论,但在公开场合不发表意见。可是,在主任否决教授顾问委员会允许肖克利开课的决定后,在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对此公开批评的情况下,我在《斯坦福大学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评论说,学校在剥夺一个激进分子的学术自由权利几个月之后又剥夺了一个反动分子的学术自由权利,从而完成了一个镇压言论的循环:

我想有人把这看作某种对称性,以此证明斯坦福在当前一些紧要问题上是不偏不倚的。我以为,在肖克利和富兰克林案件上的两个孪生裁决表现了斯坦福对待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令人黯然的立场它又一次想找到一条捷径,在肖克利案中向左派的言论检查控制投降,而在富兰克林案中向温和的中间派和反动的右派的言论控制屈膝。真正的悲剧是,在斯坦福似乎没有为言论自由和探讨各种政治观点的学术自由声张的力量。

我的信立刻引起反应。最先一批呼声来自大学里那些无所不在的卫道者。处分富兰克林的教授顾问委员会主席唐纳德肯尼迪不是去讨论这里面的具体问题,而是学着莱曼校长的腔调对我进行攻击:

德肖维茨教授最新的布道能帮助我们去领悟莱曼校长在谈到这件事时所作的形象描述:他从哈佛被派到这儿来把我们从罪孽中拯救出来。可怜的德肖维茨,像猫头鹰一样从研究中心的阳台上向下凝视,错把拉古尼塔斯湖错当成加利利海。

德肖维茨应该回哈佛去,找一个不属于法学院的系开一门课我一开始想到哲学系,可我又寻思德肖维茨在那儿的同事们会觉得他的道德观点有点儿不同寻常。所以我决定建议德肖维茨教授在哈佛医学院开设胸外科课程,不管德肖维茨的医学知识底子如何,如果医疗事故出现后控告他失职的诉讼随之而来,他应付起来肯定是不成问题的。

我想只要他愿意讨论具体问题而非鹦鹉学舌般地进行人身攻击,我可以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可我也忍不住指出,实际上,尽管没有医科学历,我曾在哈佛大学医学院教过课,从未有人告我胡乱行医。

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罗伯特诺齐克那年恰好也在中心讲学,他的回答要中肯得多:

唐纳德肯尼迪竭尽全力地想丑化艾伦德肖维茨,说什么如果德肖维茨教授提出开设一门普通大学的伦理道德教育课程,他在哲学系教授伦理道德的同事们就会提出抗议。但我们不会提出抗议。

诺齐克争辩道,指责肖克利的观点不足论道,实际上只是为审查他的论点寻找借口。诺齐克问,如果另外一位资历相同的教授想开一门阐述种族智力平等理论的课程,他是否也会被禁止呢?最后诺齐克指出:

斯坦福大学舆论对待德肖维茨教授在富兰克林和肖克利案件中的观点的卑劣态度,一点儿也不能反驳德肖维茨教授指控斯坦福大学对于异议分子的仇视态度。

我至少成功地使自我陶醉的斯坦福教员们在肖克利案件上发生了一些争论。《斯坦福大学日报》接连几个星期连篇累牍地刊载评论、读者投书和讨论该案的文章,但这些都无济于事。至少当我在斯坦福时,肖克利和富兰克林都不能在课堂里陈述他们有争议的观点。斯坦福又恢复了往日的宁谧;持不同观点的人、分裂者及不那么忠心耿耿的人,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甚至是不偏不倚的民权主义者都感到微风轻扬的棕榈树也不欢迎他们。

我在中心研修一年快结束时,《斯坦福大学日报》的一位记者写了一篇关于富兰克林和肖克利案件的报道,该文对我有如下一段描绘,使我颇感自豪:

可是,通过他生气勃勃地为富兰克林和威廉肖克利教授辩护,他与莱曼及其顾问们那些广为发表引人侧目的笔战,德肖维茨填补了大学里近年来一直空缺的那个位置斯坦福大学的牛虻。

1972年底我回到哈佛大学。回到哈佛后,我和大学当局之间发生过许多次争论歧见,可我从来没有像在斯坦福那样受到人身攻击。

布鲁斯富兰克林还是以他的革命方式行事,他后来因包庇藏匿在逃杀人犯而被捕。他现在新泽西州新布隆斯维克的拉特杰斯大学教文学课。肖克利教授还在继续演讲他众议纷纭的种族优劣论。理查德莱曼已经卸去斯坦福大学校长职务,赴洛克菲勒基金会任董事长新职。填补空缺的,不用说,是唐纳德肯尼迪。

上一章书籍页下一章

最好的辩护

···
加入書架
上一章
首頁 传记纪实 最好的辩护
上一章下一章

4 “斯坦福大学永远不会允许教授这种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