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偷运出来的日记

7 偷运出来的日记

有些曾经和库兹涅佐夫关押在一起的牢友告诉我们,他写有一本狱中日记。在狱中,他们怀疑这本日记是否有重见天日的机会,因为监狱管理当局定期搜查,对收缴的文字材料一律销毁。偷运东西的唯一机会是在亲属探视时,通常是在一间小木屋里,可以和妻子或父母待上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一天里很少有人搅扰他们。可是,在囚犯和家属进入小屋之前,他们都被脱光衣服进行搜身,身体上每一个可以藏匿东西的地方都检查过。

这些不相信日记可以带出去的囚徒错了:库兹涅佐夫无论如何也要把他的经历向世人披露,他对自己是否能活着离开这里并讲述这一切没有把握,就想出一个聪明的办法把他的日记偷带出去。他学会了写显微镜下才能看清的小字,这使他能够在一小块手纸上密密麻麻地写几千字。随后他把这块珍贵的手稿卷成小球,外面涂上从集中营的药房偷拿的蜡。每次在小屋会见之前,他就吞下一些小球,这样搜身时就不会被发现。会见期间,他就去厕所大便,然后从马桶里把小球找出来洗干净。来看他的人再把小球吞下去,通过搜身检查,然后回家把小球排泄出来。剥掉蜡皮后,把小纸卷打开,把内容写下来。用这种方法库兹涅佐夫从狱中偷运出去10万多字的日记。

日记的第一卷在西方用俄文、法文和英文出版,题为《狱中日记》,向人们提供了索尔仁尼琴之后的古拉格群岛内幕。这里有些内容读起来像但丁的《地狱篇》,其他地方读起来又像《鳄鱼》杂志上的幽默小品。

库兹涅佐夫的日记偷运到西方去后不久,我们就收到了副本。我们现在已掌握了不少所需要的情况:证人证词,签字证词,有关文件,日记和物证。每个囚犯的最直接亲属已经给予塔尔福德泰勒授权委托以这些囚犯的名义全权处理一应法律事宜。可是还有些半明半暗的疑问。苏联政府会允许美国律师代理苏联人进行诉讼吗?这些囚犯希望我们替他们草拟申诉书吗?那些仍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的不准离境者对我们的干预又作何感想呢?搞清这些疑问的唯一办法是到莫斯科去,与苏联当局和不准离境者直接谈谈。这可不是件容易事。去以色列办理这些法律事务是一回事,要想取得签证,进入苏联去为那些被认定犯有叛国罪的囚犯申诉又是另一回事。从来没人做过这种事。在犹太人保卫同盟爆炸案审判中我公开为被告辩护,《真理报》和《消息报》都用大量篇幅刊登过这些案子,这使苏联当局已经注意到我的名字。你想进入苏联的困难程度,一个消息灵通人士告诉我,几乎和你的委托人想要离开苏联一样。

我们决定分两批向苏联大使馆申请签证。塔尔福德泰勒和乔治弗莱彻教授他是洛杉矶加州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精通俄语,是苏联法律方面的专家两人一起申请,在申请书上注明他们因法律事务去苏联。泰勒同时给总检察长鲁登科和斯米尔诺夫院长写了私人信件,告诉他们,他希望不久即去苏联访问。他在信中写道:自从我们一起在纽伦堡对战犯进行审判以来,已有多年未见面,若是有机会在莫斯科与你们重逢,重温我们之间的友情,畅谈互相关心的专业问题,我将感激不尽。泰勒将在弗莱彻的帮助下与苏联当局进行正式接触,争取他们批准我们代理被关押的囚犯,并以他们的名义写申诉书。

大家认为我应该单独申请签证,以免我与犹太同盟的关系牵连泰勒和弗莱彻的申请。我本来打算一人单独作为旅游者去,可是我们这些律师们在一起商量以后,认为这太冒险,要是能跟什么人一起旅行会好一点儿。我决定带我12岁的儿子埃隆一起去。我们递交了申请书,理由是对苏联的法制感兴趣。如果签证批下来,我的任务是会见不准离境者,了解他们对我们提出干预的看法,再想法收集一些有关囚犯们狱中境况的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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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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