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平卡索夫案

12 平卡索夫案

这样,在圣诞节放假期间,我们再次去以色列采访犹太移民,并结识一些新的委托人。我们会见的人当中有雅尔塔平卡索夫,她就是德尔本特那个一条腿木匠的妻子。她对我们说,她丈夫是冤枉的。作为有经验的刑事诉讼律师,我们对家人的无罪主张都持保留态度。对他的指控在这个案子里似乎没法再明确了,因为乱收费在苏联私人工匠中是家常便饭。可平卡索夫太太坚持说,不包括平卡索夫,他从不乱收费。我们向她保证,即使她丈夫有罪我们也会为他辩护,因为很清楚,之所以从这么多乱收费的人中把他挑出来关进监狱,仅仅是因为他申请移居国外。这使他的案子成了政治迫害,他是一个思想犯、政治犯。

可这还不能说服他的妻子:不,不,你们必须强调他是完全无辜的。最后,她在绝望之中脱口而出,如果你不相信我,去问那个法官好啦。我笑着说,跟在德尔本特的法官谈是很麻烦的。陪同我们的以色列翻译对平卡索夫太太提到那个法官显得有点儿不安,当她接着又提到她时越发显得心绪不宁,负责审判我丈夫案子的法官之一现在就在以色列。她是犹太人,我丈夫被认定有罪以后几个月,她自己就移居到国外了。

我决定我们必须见这个法官,就打听她的下落。以色列人不鼓励我们这样做:她永远不会跟你们谈的。这一切对她来说是个创伤。我们答应过,不会再重提旧事。她到这儿来是重建新生活,而不是修补她的过去。

像所有的律师一样,我咬住不放,特别是我有一个被监禁着的委托人。我一定要跟她谈话,甚至要我亲自去找到她也在所不惜。我坚持到底。

以色列人想劝说我:可她并不是个真的法官。她是个临时找来的法官,和美国的陪审员差不多。我对苏联的法庭组织还是熟悉的,它由一个专业法官和两个非专业的陪审法官组成,这两个陪审法官的作用半是陪审员,半是兼职法官。我向以色列人强调,由主持平卡索夫案审判的陪审法官中的一个提供一份宣誓签字证词,证明平卡索夫是无辜的,对我们来说作用非同小可。最后,他们答应帮我们去找里雅米莎也娃。

我们手中关于这位女法官的唯一线索是,她被分配到希德洛特定居,这是一个在边远地区新开发出来为移民居住的新镇。这个小镇在以色列南部某地,从特拉维夫开车需走整整一天。我出发去寻找里雅米莎也娃,自己心里也没数,因为她家里没有电话,没办法预先和她联系。

到希德洛特后我就开始四下找她。这小镇看起来就像从沙漠戈壁中冒出来似的,房屋建筑都是用一种拉毛水泥材料盖的,看起来就和支撑它们的砂地一样。这小镇有个中央市场和一个小操场,显得原始、简朴、空阔然而却很美。我在市场上到处打听里雅米莎也娃,最后终于碰到一个男人,他声称知道米莎也娃的住处。我匆匆忙忙地赶到那幢公寓去,却听说她刚刚搬走。可有人带我们到她的朋友家里,在那儿找到了米莎也娃。这个单元里只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几张帆布行军床,这家人的行李还没有从苏联运到。

我一告诉米莎也娃来找她的目的,她就变得恐慌起来,不肯跟我谈话。她和朋友们匆匆商量了一下。有一个人就走到我跟前,脸上带着笑容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吃点东西。我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这个邀请。我又试着重提我来访的目的,可是主人们在切面包时不愿谈这个话题。我能感觉到他们是在探我的情况,看我是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他们问我的家庭出身,我就告诉他们我的俄国波兰祖先的情况。

正谈着,第一道菜上来了。这是一条巨大的鱼,搞不清楚是什么种类,用报纸整齐的包着。我看到这些俄文报纸,令我吃惊不小。我寻思这鱼是不是和这家人一起从苏联来的。我尽量作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问主人什么时候到以色列的,回答是几个月以前。这说明这条鱼已经有些日子了,我开始感到有点想呕吐,可我决定,一个好律师必须能够时不时吃点不新鲜的食品,以便不得罪提供消息的人。我尝了尝这条鱼,味道真不错。后来我听说它是在德尔本特用当地方式腌制的。不管怎么说,干了几杯浓烈醇厚的伏特加后,鱼的滋味怎么样也就无所谓了。

最后,米莎也娃说道:你跟我们谈了你的身世,看起来你是个好人。现在我要告诉你我的家世。她开始谈她的生活,她年轻时在共青团的经历,她怎么入党,后来怎么被任命为德尔本特一家糖果厂的干部。她至今仍然是个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无时无刻不全心全意地为党和苏联的社会制度辩护。很明显,她的朋友并不同意她这种态度,于是她们之间不客气地争论起来。她强调说,移民到以色列来是出于个人原因,虽说党并不支持反犹主义态度,但在工人农民中这种情绪仍然存在。

米莎也娃向我们介绍了兼职陪审法官制度,解释受信任的党员干部是怎样定期地担任人民陪审员。她自己以这个身份已经干了5年,审了许多许多案子。她说,当法官是她的第二职业,谈到这里,她戛然而止,好像是表示她的故事再没有什么可讲的了。

你可以跟我们讲讲平卡索夫案件吗?我问。她坐在那里沉默不语,泪水开始在眼眶里滚动。你跟我们讲的情况能救他的命,我小心翼翼地鼓动,可是她仍不作声。于是我就稍微逼得紧一点儿。你不以为,或许你欠着他点什么吗?在这个问题上,你不应该讲真话吗?在这里,如果你讲真话,任何人都不能把你怎么样。

她立刻开口说:你认为是我给他惹的麻烦吗?你错了,我救了他,要不他的情况会更糟。随后她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来。

她说,她之所以被派去审理平卡索夫案,是因为她也是犹太人,这样就更有可能劝说他回心转意,不再要求移居到以色列。一个叫拉斯马萨诺夫的专职法官指定她去跟平卡索夫谈话,做一个交易:如果他收回移居国外的申请,并把全家从以色列召回来,对他的所有指控都会撤销,还会分给他一套新公寓单元。平卡索夫提出,他是无辜的,米莎也娃告诉他,这没有关系,如果你不照我说的做,其他法官会从严处理你。平卡索夫拒绝照她说的去做,于是检察院对他进行了起诉。公诉人传唤了11个证人,都是平卡索夫给他们做过木匠活的当地居民。所有的证人都肯定独腿木匠平卡索夫活儿干得好,工钱按规定价格收,从不多要一个子儿。有几个人作证说,他们曾给过他一点食品或饮料,或在额外干的活儿上加点小费。有一个人说平卡索夫的儿子曾经帮他干过活,他给过他一件小礼物。

拉斯马萨诺夫法官和其他人民陪审员要判这个木匠7年徒刑,米莎也娃则主张从轻处罚。后来,3位法官一致同意判5年徒刑。米莎也娃有点心虚地解释说,如果她拒绝签字,平卡索夫恐怕会判7年徒刑。最后,她泪流满面地跟我说,平卡索夫是完全无辜的,她审阅了他的全部卷宗,听取了所有证人作证。绝对没有乱收费的证据。全部指控都是凭空捏造。我们接到上边的指示,除非他收回移民申请,否则必须认定他有罪。

我问米莎也娃,她是否愿意把这些话对着录音机再讲一遍,然后再写一份签字证词,证明平卡索夫是无辜的。她说她想知道我们准备拿这些材料干什么用。当我告诉她,我们准备把这些证明呈交苏联司法当局时,她又踌躇起来。这些东西对我还在国内的朋友们不会有什么坏处吧?她问。我告诉她,这可保证不了,可是估计不太可能会对无亲无故的人造成影响。她用一种悲怨、差不多是哀求的口气说,你说得对,我确实欠他的,我答应做这件事。我已经跟那个国家没有关系了。

得到米莎也娃合作的保证后,我以谈话内容为基础起草了一份证词,由米莎也娃签字,并做了公证。随后,我们以平卡索夫的名义写了一份详细的申诉书,指出哪些地方违反了苏联法律,侵犯了被告的权利,并强调事实可以证明他是无辜的,这一点可以从审理该案的3位法官之一写的证词中确认。

我们对平卡索夫上诉成功比别的案子寄予更大的希望,因为我们知道对其他被告起诉、尤其是那些集体被告,是由莫斯科最高层决定的,要他们改变决定绝非易事。而我们推测对平卡索夫起诉的决定是由地方当局做出的,这样,收到我们写的申诉书后,最高当局很可能会推翻地方当局的结论,特别是有了米莎也娃证词这种说明该案显失公允的证据。

这回,反应来得更快,而且更直接。在1975年9月24日,我们呈交平卡索夫申诉书几个月后,消息来了,塔吉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主席团已经作出决定,把平卡索夫的刑期减为剥夺自由2年。因为到这时候这个木匠已经差不多在狱中整整待了2年,他随即被释放,并允许去以色列与家人团聚。

考虑到其他的囚犯,有几个月我们一直没有公开这件事。现在我们决定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我们已受委托代理苏联囚犯的申诉事宜;苏联当局已批准我们呈交申诉书;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应委托人的要求呈交了相当数量的申诉书和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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