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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作者:

第二天杨登科陪杨前进去了城西派出所,钟鼎文立即给舒老板打了电话,要他过来看保安。没几分钟舒老板就过来了,见了杨前进,很是满意,对钟鼎文千恩万谢,说给他找了个这么高大英俊的年轻人,以后红杏山庄绝对不会出昨晚那样的事了。

从城西派出所出来后,杨登科准备回单位去看看。杨前进的工作有了着落,杨登科感觉一身轻松,像是完成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总算对得起邓桂花了,这也是对二十年前那段珍贵的恋情的一个交代。而且可以一心一意考虑自己的事情了。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天,估计出手的那八千元也该有点反馈了。也不知康局长在忙些什么,他总不可能对八千元无动于衷,或者像上次吴卫东一样,将钱给退回来吧?

刚进农业局大门,迎面碰上蔡科长。杨登科主动打招呼道:“蔡科长上哪去?你真是贵人多忙啊。”蔡科长躲不开,只好应付道:“没忙没忙。你呢,忙些什么?”杨登科正是等他这话,说:“没忙什么,还是侄儿工作的事。”

为这事,蔡科长曾装模作样给杨登科写过条子,跟农校马校长将双簧唱得有声有色,现在杨登科旧事重提,他当然不好不关心一下,问道:“有着落没有?”杨登科说:“着落是有了,但哪找得到农校那样的好地方?”蔡科长说:“那又是什么地方?”杨登科说:“红杏山庄。”蔡科长说:“红杏山庄?工资还算高吧?”杨登科说:“不高,才七百元一月。”蔡科长说:“七百元一月?不低嘛,相当于我们这些国家干部了。”

杨登科嘿嘿笑了两声,望着蔡科长,不再说什么。蔡科长这才意识到杨登科是有意要把这事说给他听的,意思是没马校长和你蔡科长,他杨登科也能把事办成,而且办得还要漂亮一些。蔡科长脸上红了红,讪地走开了。

望着蔡科长的背影消失在门外,杨登科扬手打了一个响指,朝司机班走去。

司机班这时就老郭一人,胡国干和刁大义他们都不在。老郭说:“杨科你去哪里了,刚才康局长还打电话来找你。”杨登科眼前一阵晕眩,有一种大脑供血不足的感觉。半天才缓过劲来,望定老郭,说:“你说什么?康局长打电话找我?”

老郭见不得杨登科这个熊样,说:“康局长打电话找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市长省长打电话找你。”杨登科这才意识到刚才有些失态,不好意思地笑笑,说:“老郭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啊,我从电大出来后半年多了,天天无所事事,不难受?”

老郭不愧为老郭,究竟在局里呆了三十多年了,立即在杨登科话里听出了一点意思,说:“你给领导下了药啦?”杨登科说:“说得这么难听干什么?这可是对领导的大不敬,传到领导耳朵里,多么不好?”老郭说:“哟,还教育起老前辈来了。老实交代,下了什么药?”杨登科求饶道:“老郭,你就别逼我了,好不好?”

老郭指着杨登科的鼻子,笑道:“这就叫做贼心虚。好好好,不逼你,你也不容易。”

杨登科双手作揖,感谢老郭放他一马,说:“知我者,老郭也。”老郭说:“你现在行动正是时候,过几个月,我就办手续了,你先把车库里的面包车弄来开一阵,我退休后你就来开奥迪。这车是当年陈老板买回来的,最先就是你在开,你去了电大,又一直归我管着,交给其他人,我还有些不太舍得呢。”

这话旁人听去平淡,杨登科就懂得老郭是给他掏心窝子。他们都曾是陈老板的人,陈老板下去后,杨登科自不必说,老郭的处境也大不如从前了,连那个名义上的车队队长的头衔都给抹掉了。所以听出杨登科正在康局长那里活动,老郭也是非常理解他的。人在单位,出人头地不容易,但至少也要做得起人,连人都做不起了,卵都要短三寸啊。

杨登科当然没心思跟老郭抒情,他心里系着康局长的电话,迫不及待地问老郭道:“康局长没说什么吧?”老郭说:“没说什么。”杨登科说:“那他在哪里打的电话?”老郭说:“领导打个电话来,我怎么好问人家在哪里打的电话?你不记得机关里有一句这样口头禅:可问天可问地,不可问领导在哪里。”

杨登科知道自己这是太过心切,说:“那也是。”心想既然康局长打电话找自己,何不给他回个电话?拿起话筒,才意识到并不记得康局长的号码。也是一心不能二用,过去全心全意绕着陈局长转,跟别的领导的交道自然就不多。拿出电话本,找到康局长的名字,突然又没了打电话的劲头。这样的事,领导可以给你电话,可你给领导打电话,总觉得有些欠妥。

也许康局长还在办公楼里,杨登科干脆出门,进了电梯。

局长室的门却是关着的。杨登科在门边站了一会,也听不出里面有什么动静。这才恍然想起刚才在司机班里时,就没见到给康局长开车的胡国干,那么康局长肯定不会还在局里了。杨登科敲敲自己的脑袋,自骂道,人弱智的时候,连常识性的错误也敢犯。

没有接到的康局长的电话仿佛一只无形的钓饵,在杨登科眼前晃来晃去的,使得他口干舌燥,焦渴难忍,却怎么也够不着。

回到司机班,老郭已经走了,杨登科屁股往椅子里一搁,哪里也不去,支楞起耳朵,专心听着外面的动静,巴望康局长的车快点回来。单位的车进出时,别人要看到车子才知道哪台车是哪台车,当司机的只要听听声音就分辨得一清二楚。

一直等到下班,康局长还是没回来。杨登科只好出了司机班。一打听,才知道康局长出差去了。也不知去哪里出差,什么时候能回来。机关里有些规矩,不一定要成文,但大家都能自觉遵守,默契得很。比如这出差的事就是如此,一般干部职工出差得科长主任同意,科长主任出差得分管副局长同意,副局长出差得局长亲自同意,局长是一把手,在单位里是至高无上的,他要出差,自然用不着任何人来同意,出门之前能跟局里人说声他要出差,已经算是非常民主了,至于要到哪里去,去多久,做部下的谁都不会放半个屁。

杨登科后悔得要死,早知如此,从城西派出所出来时就该打个的或坐个出租摩托,能早点回到局里,康局长也许还没走。

杨登科的心就悬在了那里。几天来食不甘睡不稳,心里像是猫抓着一样。白天在司机班里,注意力全在窗边的电话机上。只要电话铃一响,他就以为是康局长打来的,比任何人都反应快,一个鲤鱼打挺,最先把话筒抢到手上。手机平时是挂在腰上的,现在一刻不停地抓在手里,并且把铃声调到最高音量,怕响铃时听不见。有时老郭跟他说话,他有一句没一句地应和着,也是牛头不对马嘴。刁大义把他拖到牌桌上,老出错,该出红桃出了黑桃,该出大鬼出了二王,谁跟他是对家,谁的钞票就要倒霉。

回到家里也死死守在电话机旁,仿佛电话机会忽然长了翅膀飞走似的。聂小菊和杨聂说话大声了点,他就发脾气,生怕来了电话听不到。电视也没心思看了,周末杨聂要看体育节目,声音稍稍高了点,他就黑着一张脸,过去把音量调小,吓得杨聂再不敢看电视,跑到自己房里看卡通书去了。夜里睡下了,手机也是开着的,就放在枕边。半夜突然惊醒,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那样,第一个动作就是猛地将手伸到枕边,像抓手枪一样猛地把手机捞到手上,看是否耽误了康局长的电话。

然而自始至终,杨登科也没接到过康局长的电话。有时杨登科实在是熬不住了,就大着胆子去拨康局长的手机。号子拨完后,他又犹豫起来,既希望拨通,好听到康局长那动听的声音,又非常害怕拨通,担心康局长一不高兴,坏了大事。幸好打了两次都没通,这样杨登科没什么想法了,一门心思等待康局长打电话给自己。

好不容易捱到周末,康局长终于出差回来了。那一阵杨登科正坐在司机班里盯着电话机出神,忽听有小车进了农业局,他耳朵一支,就听出是那部红旗牌小车了。杨登科真是喜出望外,腾地一立身子,提腿就往外跑,竟将屁股下的椅子带翻在地。

杨登科没听错,正是那部红旗车。

却没看见康局长,杨登科大失所望。走近刚下车的胡国干,问康局长在哪里,胡国干斜他一眼,揶揄道:“你是市长还是书记?康局长在哪里你也要关心?你搞清楚自己在哪里就行了。”杨登科也不生气,低声下气道:“你小气什么?康局长是你的局长,同时也是我们全局干部职工的局长,他天天由你关心着,我们关心一下也是应该的嘛。”

胡国干斜杨登科一眼,然后摇着手上红旗车的钥匙,神气活现道:“想关心康局长还不容易得很?你把这车的钥匙拿去就行了?”杨登科说:“国干老弟,你这不是挖苦我么?现在我想开开破面包都开不着,哪敢有这等奢望?”

杨登科的话大概让胡国干起了同情心,他这才缓下语气,说:“告诉你吧,康局长今天不回局里了,有事明天再找他,估计明天他会在局里上班的。”

杨登科没法,只好走开了。

胡国干没有估计错,第二天康局长坐着他的红旗进了农业局后,还真没离开过局里。而且让胡国干到司机班里把杨登科叫到了局长室。杨登科又惊又喜,生怕胡国干是跟自己开的玩笑,说:“国干你没谎报军情吧?”胡国干不耐烦了,说:“你这人也真是的,我什么不可以谎报,偏偏谎报领导找你?”

杨登科琢磨着也是的,谁吃了豹子胆,敢拿领导来开心?于是脸上堆了笑,连声谢过胡国干,出了司机班,脚底生风,往楼上直窜。

这天康局长看来还清闲,杨登科走进局长室时,他正手握毛笔,在旧报纸上笔走龙蛇。那字确实不好恭维,但杨登科为了开上单位的车子,还是小声赞扬了两句。康局长无意于杨登科廉价的吹捧,放下笔,然后将写了字的报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手一抬,说:“把门关上吧。”

杨登科听话地过去关了门。心里暗自高兴,这事看来成了。

可转过身时,却见康局长的脸拉长了,无头无尾冒出一句:“杨登科你要干什么?”杨登科望着康局长,一时没能弄明白这话的确切含义。康局长不再多说别的什么,从抽屉里拿出一样东西,往桌上一放,说:“你拿走吧。”

正是那个大信封。

杨登科像从没见过这个大信封似的,顿时就傻了。半天才觉得脑袋里嗡嗡乱叫,像是屋里飞着无数饥饿得四处乱扑的蚊子似的。人立在地上动弹不得,跟一具僵尸没有太大区别。

见杨登科没有反应,康局长又提高了声音道:“快给我拿走。”

杨登科这才一个激灵,猛地回过神来。他走近康局长,低声嗫嚅道:“康局长,我这不是祝贺您生日的吗?这么多年了,我可从来就没给您老人家贺过生日。”康局长说:“谁生日了?你说谁生日了?你少来这一套好不好?”

杨登科还不甘心,以为康局长这是要当廉政建设的楷模,故意做秀给他瞧的。如今有些手中掌点权力的人最擅长的就是做秀,他们总是正话反说,或者言在此而意在彼,如果仅仅从字面去理解他们做出来的秀,往往不得要领,甚至适得其反。好在常在权力跟前晃动的人悟性也变得越来越高,领导做秀时还能心领神会,得其精髓。杨登科不想让康局长将自己看作是大木瓜,这才麻着胆子说道:“12月22日不是您的生日吗?”

不想杨登科这句话一出口,康局长脸都紫了,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脖子上的青筋鼓得像是缠在老树上的枯藤。只见他在桌上重重地连拍数下,咬着牙根吼道:“这简直就是放屁嘛!是谁放的屁?你说说,是谁放屁说我是12月22日的生日!”

杨登科吓得往后直退,又结结巴巴分辩道:“我可是在报上看到的。”康局长说:“报上也是放屁!报上放的屁更臭,臭不可闻!”

杨登科再也不敢吱声了,一把抓过桌上那个大信封,往怀里一塞,落荒而逃。康局长不收自己的钱也就罢了,他随便找个什么理由都说得过去,可他为什么要发那么大的火呢?是疾恶如仇?是痛心疾首?是怕手中钞票多了咬手?好像都不是。现在是金钱社会,不可能有太多的人会对钞票怀有那么大的敌意。何况康局长也不是没收过局里人的钱。比如办公室主任吴卫东和政工科蔡科长,杨登科就听人私下说过,陈局长下去后,他们除了市工作组进驻农业局时对陈局长落井下石外,同时还给康局长送过大钱,康局长并没将钱退给他们,而是让他们保住了原来的位置。杨登科不知道自己犯了康局长什么大忌,百思不得其解。

来到楼下,杨登科不敢回司机班,直接出了农业局。他知道此时自己这个狼狈不堪灰头土脸的样子,一定不怎么中看。

一时不知往何处去才好。回家吧,还没到下班时间,家里空空荡荡的,一个人呆着很是无趣。找个人一吐心中块垒,好像偌大一个城市并没有个真正能说得上话的朋友。跟钟鼎文倒是还投机,只是他忙忙碌碌的,哪有空陪你说话?杨登科只得漫无目的地游荡着。想起几个月来的遭遇,想起自己一个大男人,不读电大前天天给领导开车,也算是领导身边的红人,读了两年电大后,竟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想重操旧业找部车开开都不可能了,心里沮丧得不行,恨不得一头撞到墙上,将自己了结算了。

想自己一个小人物,别的大事难事做不来还情有可原,可拿着现成的钱都送不出去,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不中用的东西么?

这么自责着,杨登科不觉上了一座天桥。越过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人,望向远处空旷的街口,天边彩云如锦。杨登科抚栏而立,仰天长叹了一声。良久低首,发觉自己已是泪眼婆娑。

最后杨登科还是悄悄抹去脸上泪水,离开了天桥。他还下不了从天桥上栽下去的决心。

荡了一圈,又回到了市中心,这才发现到了医院门口。猛然想起猴子来,也不知他老婆的病怎么样了。杨登科觉得自己太对不起猴子了,他老婆住在医院,上门借钱,连个借字都没让人家说出口,就把他打发走了。杨登科下意识摸了摸身上那个八千元的大信封,心下暗忖,这钱反正送不出手,何不借给最需要钱的人?

狠了狠心,杨登科真抬腿进了医院。

然而猴子老婆已经不在医院。医生说已出院好久了,是钱不够无奈出院的,其实肠癌只要手术动得及时,病人是完全可以康复的,耽误了就会坏事。

杨登科默默离开了医院。如果猴子老婆确是因为借不到钱误了性命,那自己岂不是罪人一个?杨登科已经打定主意,第二天就到侯家村去走一趟,把这八千元钱送到猴子手上,叫他把老婆的手术给做了。

第二天杨登科跑到侯家村,猴子家竟然空无一人。向邻居一问,才知猴子老婆一个星期前已经病故,猴子把老婆尸体一埋,就跟村里人进了城,向种子公司讨要法院判给村里的赔款去了,如果种子公司不给,他们就到人大和政府去上访。

中年丧妻,这是人生之大不幸。杨登科总觉得猴子老婆的死,自己责任重大。他后悔莫及,那天晚上家里除了一张两千元的存折,还有三千元现金,如果给猴子施以援手,他老婆的命肯定是保得住的。杨登科想,这一辈子是没法原谅自己这个过错了。

离开侯家村时,杨登科曾动过把那八千元留下,托邻居转交给猴子的念头,可想想又有些不妥,还是放弃了。他怕猴子无法接受。猴子老婆活着时,你不借钱给他,他老婆死了,你送钱来了,你这是安的什么心?是不是幸灾乐祸?杨登科无奈,怪只怪自己当初一念之差,酿成这个后果。看来只得以后再找机会修复这份战友情了。

从侯家村回来后,杨登科觉得将八千元留在手头已经意义不大,立即找到钟鼎文,还那三千元给他。开始钟鼎文怎么也不肯接收,杨登科竟然怒不可遏了,鼓着一双红彤彤的眼睛,像是要和钟鼎文干架似的。钟鼎文不知杨登科在哪里吃了火药,只好接了那钱。

另外五千元,杨登科晚上给了聂小菊。其实聂小菊昨晚就意识到了事情的结局,因为一个晚上杨登科都没说一句话,脸色阴沉得像一块久未搓洗的抹布。这一刻望着手上的大信封,聂小菊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有拿了钱送不出去的,说出来恐怕谁都会当作现代童话。但她不好说杨登科什么,她知道他已经受了太大的委屈,不愿再点他的痛处。

杨登科大病了一场。

夜里聂小菊并没察觉杨登科有什么异常,第二天早上她安排杨聂吃过早餐,打发他背着书包出了门,自己也准备动身了,才发现并没有睡懒觉习惯的杨登科还一动不动躺在床上。聂小菊以为他还在生气,不去惊动他,可要出门了,又觉得有些不大对劲,便走到床前,伸手在杨登科额上一摸,竟然烧得和烫斗一样。聂小菊急了,要送杨登科上医院,他却坚决不肯。聂小菊没法,只得匆匆下楼,跑到学校医务室,喊了校医来给杨登科吊水。吊了两天,也没见好转,体温一直没降下来。可杨登科还是倔着不肯上医院,说死在家里总比在外面做野鬼强。聂小菊无可奈何,只有背过脸去悄悄流泪。

杨登科卧床不起,好几天没去上班,农业局竟然没人发觉,好像局里从来就没有过杨登科这么一个人似的。如果不是杨登科,而是换了一位重要领导龙体欠安,一两天没露面,局里那就热闹了,那些要求进步的主任科长们还不吃了老鼠药一样,早就六神无主,无所适从,仿佛天都要塌下来了,那是打了地洞也非得把领导给翻出来不可的。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谁叫你杨登科蚂蚁一样那么不起眼呢?

后来还是老郭几天没见杨登科的影子,觉得有些不对头,打电话到九中,才在聂小菊的哭诉里知道杨登科病得不轻。

老郭特意跑到九中来看望了杨登科一回。老郭不愧是老郭,不用把脉,不用问病情,只在杨登科的脸上瞥了一眼,便知道了他的病因何在。

老郭还特意把聂小菊和旁边的校医支开,和杨登科单独呆了一会儿。他望望面黄肌瘦的杨登科,说:“你给康局长送钱的事,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说实话,是不是被他退了回来?”杨登科那半开半合的眼睛就张大了,说:“你是怎么知道的?”老郭说:“我掐指头掐的。”

杨登科当然不相信老郭这么能掐,他又没学过阴阳五行。就是学过,也不可能掐得这么准确。杨登科说:“是姓康的透露给了胡国干,胡国干说出来的吧?”老郭摇摇头,说:“姓康的堂堂一局之长,不可能这么没水平,人家给他送钱的事也拿出来说。就是他说了,胡国干也不会乱说的,嘴巴不紧点,能给领导开几天车?”

杨登科觉得老郭说的有道理,说:“以前怎么从没见你掐过指头?”老郭笑道:“说掐指头当然是假,但说推测却是真的。想想看,如果康局长没把钱退给你,你会一病不起吗?”杨登科说:“你错了。我没给康局长送过钱,他又怎么退钱给我?”

话都说得这么露了,杨登科还这么藏着掖着的,老郭不免有些生气,说:“到了这个地步,你还不相信我,那我没法了。”站起身,做出要走的样子。杨登科急了,从被子里伸出手来,拉住老郭,央求道:“老郭你别生气,只要你给我做主,我什么都说。”

然后把给康局长送钱的前后经过,一古脑都倒了出来。

听完杨登科的交代,老郭忍不住笑起来。杨登科说:“我知道你觉得好笑,只有我杨登科才这么蠢到了家,拿着现成的钞票都送不出去。”老郭止住笑,说:“蠢倒说得重了点,如今谁办点事不都是拿钱开道?”接着又故作高深地说:“问你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你一定见过过去的钱币吧?你知道为什么要在中间打一个眼么?”

杨登科哪有心思跟老郭闲扯这无聊的话题?也不愿深想,极不耐烦地摇了摇头。老郭也不在意,说:“那是让人往里钻的。”杨登科不觉得老郭这个见解有多高明,说:“要是有人不肯往里钻呢,你又拿他怎么办?”老郭说:“那你就得反省一下,看是哪个环节搞错了。”杨登科甚觉不解,说:“送钱不简单得很么?错得到哪里去?”

老郭停顿片刻,悠悠说道:“你还没开悟,我干脆跟你直说了吧,康局长根本就不承认他是1949年12月22日的生日,你这马屁拍得不是地方,到了人家大腿上。”

这让杨登科吃惊不小,瞪大眼睛道:“那不是报纸上说的么?白纸黑字,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不然我也不知道他是那天的生日。”老郭说:“报纸上的东西你也相信?如今的报纸除了日期有可能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

杨登科还是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说:“吴卫东不是那篇文章的撰稿人之一么?他是办公室主任,他宁肯把自己爹妈的生日弄错,也不可能把康局长的生日弄错呀。我很清楚地记得文章里还有一句这样的话,说康局长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懂点地方史料的人都知道,1949年12月22日对于我们贵都市来说,的的确确还是旧社会。”老郭说:“我知道文章里有这句话,那篇文章司机班的人都拜读过,刁大义和小钱他们都差点能背下来了。那还是你电大毕业前三个月发生的事,为此吴卫东差点就要做不成那个办公室主任了。”

接着老郭给杨登科说了说事情的来龙去脉。

前面说过,市里工作组进驻农业局后,吴卫东见陈局长大势已去,就主动跑到工作组那里去举报陈局长。康局长上台后,本来视吴卫东为陈局长的人,曾动过挪开他的念头,后来考虑他举报陈局长有功,就将他留下来试一阵再说。吴卫东为了讨好康局长,坐稳那个办公室主任的位置,特意写了那篇马屁文章,和记者联名发表在报纸上。文章确实写得不错,吴卫东将他的才华发挥到了极至。但康局长看了文章,却把吴卫东喊去大骂了一顿,还说要撤了他办公室主任的职,吓得吴卫东尿都出来了,托了不少关系到康局长那里去讲好话,还跑到邮局,给康局长在外地读大学的儿子汇了八千元钱,康局长这才收回了成命。

原来问题就出在康局长的出生年月日上。据说省委组织部从去年下半年起,就着手考察各地市下届班子,贵都市下面各县区领导和市直各单位的头头早就开始活动了。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据说省委组织部为使干部队伍年轻化,做了一个没成文的内部规定,就是全省各地市下届班子一般不再考虑五十年代以前出生的干部。

康局长是通过内线了解到这个不成文的规定的。他知道现在的事情,不成文的规定往往比成了文的规定还要管用,而他最近三年的档案年龄是1949年12月22日,恰好在省委组织部内部规定的年龄界限之外。这个档案年龄还是康局长三年前托关系找公安部门改过来的,他原来的生日是1949年11月22日。这样改的理由是过去干部年龄往往填的旧历生日,现在兴算阳历,当然应该往后推延一个月。

康局长难免有些泄气,恨自己早生了一个月,不然那次阴历改阳历时也就改到1950年了。有人就怂恿康局长,不妨将生日再往后推一个月,这样就到了1950年。康局长也不是没这么想过,可这样的事一次可以,再来一次就说不过去了,因为档案里已经有了两个出生日,总不可能搞成三个出生日吧?给康局长出主意的人笑他太诚实了,如今谁还这么诚实,已经不是美德,而是一种虚伪了。还说两个三个档案年龄算什么?有些人的档案年龄五个六个都有呢?康局长就壮了胆,通过硬关系终于把档案里的出生日改到了1950年1月22日。这一来终于符合省委组织部不成文的内部规定了,康局长这才松了一口气。

岂料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吴卫东和记者在报纸上联名发了一篇文章,说什么康局长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还附了康局长的简介,里面的出生日是吴卫东从局里上年的干部年报表上抄下来的。康局长只差点没心肌梗塞了,找来吴卫东,破着嗓子臭骂了他一顿,扬言要撤了他的职。只是考虑吴卫东是好心人做了错事,当初举报陈局长功不可没,不久前又给他儿子汇去了八千元,最后还是放了他一马。

这件事闹得农业局无人不晓,惟独杨登科一无所知。当时他正躲在电大宿舍里,为毕业考试进行紧张复习,与外界是绝缘的。所以才导致他12月21日晚懵懵懂懂跑到康局长家里去贺生,竟然触到了康局长的敏感处。想想也是的,康局长已经生到了新社会,自己还要让他生回到旧社会,自己是什么居心?是有意要他进入不了此次省委组织部的视线范围?

听老郭说出此中原委,杨登科不觉出了一身猛汗。他本以为拿钱可买一切,才把东拼西挪聚拢来的八千元送到了康局长家里,不想背后还有这么一段公案。却也觉得康局长退钱回来,并大发雷霆,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怪只怪自己在一个错误的时候,以一个错误的借口,错误地把八千元送到了康局长家里。

杨登科后悔不已,望着天花板,说:“惹恼了康局长,看来我在农业局再也没有立身之地了。”老郭说:“这事要说也怪不得你,不知者无罪嘛。”杨登科说:“康局长不是你老郭,恐怕不会这么想。”老郭说:“你别管他怎么想,也犯不着这样消沉。”杨登科说:“有什么办法呢,命该如此啊。”老郭说:“你也相信起命来了?命这个东西可是说不清的。”

感叹了一阵,老郭准备走了,说:“还是我陪你到康局长家里去一趟吧?”杨登科说:“还去给他送钱?”老郭说:“我可没说要陪你去送钱。给领导送钱的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让人在旁边陪着,还不吓着领导?谁这么去送过钱?”杨登科说:“那不去送钱,又跑到康局长家里去做些什么呢?”

老郭摇摇头,说:“登科,我看你满脑子只有一个钱字。你是不是除了这个钱字,别的字都不认得?就为了认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钱字,你也用不着到电大去脱产学习两年哪。”

说得杨登科不好意思地讪笑起来,说:“钱字虽然简单,要真正把它学通学透,我看也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老郭苦口婆心道:“但光学钱字,别的都不学点,这辈子我看你也不可能有多大出息。跟你说吧,有时候钱办不到的事情,偏偏别的东西还能办到。你就不可以打开思路,想点别的窍门?要知道,领导除了需要钱之外,也许还需要些别的什么。”

杨登科在老郭的话里听出了些意思,说:“那领导还需要别的什么?”

老郭已经起身,说:“你安心养病吧,病好了再给我打电话。”杨登科的胃口被吊了起来,说:“你还没回答我呢。”老郭说:“这是天机,不可泄露。”掉头出了门。

也许是出了一身猛汗,也许是老郭留下了一线希望,杨登科的病顿时好了一大半,晚上还下床喝了一碗聂小菊专门给他熬的白米粥。聂小菊又高兴,又不可思议,这几天她忙进忙出的,水也给杨登科吊了,药也给他吃了,那病没一点起色,老郭来转一圈,跟他叽里咕噜说了一阵话,他就能下地了。便说:“老郭给你施了什么魔法吧?他有这样的本事,还在农业局里天天辛辛苦苦给领导开什么车?还不如开个门面,救死扶伤得了。”杨登科乐道:“你跟我想到一块去了。他愿意的话,我去入他的伙。”

第二天上午,杨登科便熬不住打了老郭的手机,说自己的病已经全好了。老郭说:“好得这么快?吃了谁的灵丹妙药?”杨登科说:“吃了你的灵丹妙药呀。”老郭笑道:“原来是心病终需心药医啊。”又说:“那好吧,下午我开车去接你。”杨登科说:“下午康局长不上班,在家等着我俩?”老郭说:“今天是星期天,你不是生病生糊涂了吧?”杨登科才想起这天确是星期天,生病把时间观念也生没了。

老郭没有食言,下午果然开着那台奥迪进了九中。

上车后,杨登科还是有些不放心,说:“领导不是这里视察,就是那里检查,今天尽管是星期天,康局长就一定呆在家里?”老郭说:“他不在家里,我约你出来谈情说爱?”杨登科估计老郭肯定在胡国干那里打听好了康局长在家,才采取这次行动的,也就不再多问。

快出九中时,老郭问杨登科想不想摸摸方向盘。杨登科当然有这个愿望。他是这台车的第一任驾驶员,又朝夕相处了好几年,能没有感情么?可杨登科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不动,说:“以后总会有机会的吧?”老郭自然听得出杨登科话里的含义,说:“原来你是盯着这台奥迪,那我要是退了休还赖着不走呢?”

小车融入车流后,老郭却没往康局长家方向开,奔市中心而去。杨登科问:“这是上哪儿?”老郭说:“给康局长买礼物呀。”杨登科说:“买烟酒还是金银首饰?”老郭说:“你说呢?”杨登科没说买什么,却说:“你也没交代清楚,我身上的钱恐怕不够。”老郭说:“今天是替你办事,莫非还要我出血?你的如意算盘打得也太精了点吧?”

说着话,老郭把车停在了街旁。下了车,杨登科抬头四顾,也没见周围有卖烟酒和首饰的店子,旁边只有一家文具店,便生了疑惑,说:“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没走错地方吧?”老郭说:“还早得很,先看看再说。”进了文具店。

杨登科只好跟进去。他百思不得其解,康局长又不是小孩子,总不可能给他送个笔记本文具盒什么的吧?何况康局长的儿子也已上了大学,不可能要你的文具。

杨登科正纳闷着,老郭在柜台前站住了,把服务员叫过来,指着货柜说:“那是不是徽纸?拿过来看看。”服务员立即小跑过来,从货架上端出一刀徽纸,搁到了柜台上。杨登科附在老郭耳边说:“要给康局长送徽纸?这值几个钱?”

老郭没理杨登科,用手指在徽纸上抚抚,然后捏了一张,眯了眼,对着亮处瞧瞧,点头道:“不错不错,这刀徽纸我要了。”又问服务员:“还有徽砚徽笔和徽墨么?”服务员连说几个有字,又拿出笔墨和砚台来。这样跟徽纸加在一起,文房四宝就齐了。一问价钱,并不贵,杨登科忙掏了钱,递给服务员。然后提了笔墨砚台,紧走几步,追上已抱着徽纸出了店门的老郭,不满道:“给领导送礼,送得这么便宜,出得了手么?”老郭说:“我们这不是送礼,是去给领导送文化。”杨登科说:“领导还缺这点文化?”

将文房四宝放进小车尾箱里,两人重新上了车,向康局长家方向进发。杨登科还在一旁嗦:“如今物资那么丰富,万千的好东西你不买,偏偏拿这并不值两个钱的所谓文房四宝去送康局长,他不把我俩轰出门,我不姓杨,跟你姓郭得了。”老郭说:“谁要你姓郭了?你以为你是谁?你姓了郭,郭家人就跟着你沾光了?”

杨登科一时无语了。老郭眼望前方,一边把着方向盘,一边说:“这送钱送物嘛,说得好听点,叫做联络感情,说得难听点,叫做贿赂下药,最终目的无非是讨好巴结对方,好为我所用。要达到这个目的,重要的是让对方舒服受用。比如你前次给康局长送了大钱,送得他满心不快,这就与你的初衷完全相违,这钱送了还不如不送。那么怎样才能达到目的,使对方舒服受用呢?一句话,就是要选准时机,独辟蹊径,投其所好。”

杨登科似乎明白了老郭的意思,说:“你是说文房四宝正是康局长所好?”老郭说:“你并不傻嘛。你想想,康局长呆在那样的位置上,集单位财权人事权于一身,送钱的人还少得了吗?你送钱的时候就是没触到他的敏感处,你也是送钱队伍里并不显眼的一个,难得给他留下太深印象。还不如避实就虚,在人家都只知道送钱的时候,你偏偏不送钱,却送上人家没送过而康局长又正需要的东西,这效果岂不是更显著么?”

老郭的话也不无道理,杨登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康局长不需要别的,单单需要这纸砚笔墨呢?你不是把四样东西当文物去哄领导吧?”老郭笑道:“领导是那么好哄的么?你把领导也想象得太弱智了点。你到局长室去得少,这一段时间,康局长一有空就摊开旧报纸练毛笔字,办公室准备拿到废品店去换茶叶钱的旧报纸都被他要去练字了,害得大家天天喝白开水,没几分钟就要往厕所里来一次百米冲刺。”

说得杨登科咧开了嘴巴,说:“你说得也太夸张了点。”忽然记起那次被康局长叫去局长室时,也见康局长正在写字,只是当时杨登科并没往心上去,更不会想起要去给康局长送纸砚笔墨。杨登科觉得老郭真是有心人,比自己开窍。只是还有些担心,说:“他大概是无聊了,借此打发时光吧,并不是有意要练字。我看他那字实在不怎么样。”老郭说:“要是他的字已经怎么样了,那他还练它干什么?”杨登科说:“其实当领导的只要有领导才能,字写得不怎么样是无伤大雅的,孔子不嫌字丑嘛。”

车前有人横街,老郭揿揿喇叭,减速缓行,嘴上依然没停:“差矣,如今的领导,尤其是到了一定级别的领导,所谓的领导才能低点,什么关系也没有。”杨登科说:“何以见得?”老郭说:“你在局里呆了十多年了,知道领导要做的也就三件事:坐车喝酒做报告。车子有司机开,领导只要屁股功夫好,又不晕车就行了。能当领导的一般能喝酒,喝得胃出血,赶快去补缺;喝得趴地下,安排当老大;喝得打点滴,下届提书记。就是喝不得,酒店小姐都是暗中准备了两把酒壶的,领导喝白开水就得了。报告是秘书写的,群众要求又不高,领导到了台上只要少念错别字,群众就觉得这领导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况且如今的领导不管上不上过大学,至少是本科文凭,袋子里揣着硕士和博士文凭的也不在少数,这就足以说明他们的能力非同寻常。倒是字写得丑了,上不了桌,有时难免尴尬。”

说到这里,只见前面亮了红灯,老郭赶紧踩住刹车,继续道:“当领导的经常要出去视察检查,要题的字题的词太多。就是不出去,这大厦落成,那门店开业,要你赐个墨宝什么的,也在所难免。所以说领导的字写得好与坏,与一个地方经济文化大业的关系太大了。你想领导若写不出一手好字,促进不了当地经济文化事业,又怎么说得过去呢?”

老郭大发宏论时,杨登科一直不大吱声,只谦虚地竖了耳朵听着。这阵老郭可能是说得嗓子发痒了,不得不停下来,用力咽了一口唾沫,杨登科才逮住机会,插话道:“我看康局长平时也没题什么字,练字的用处并不大嘛。”

趁前方的红灯换成绿灯,老郭松了刹车,车子往前飙去。一边反驳杨登科道:“你这是妇人之见。人无近虑,必有远忧啊。省委组织部正在考察各地市下届班子,贵都是个农业大市,作为农业局局长,只要不像陈局长一样出现什么意外,康局长进班子还是有可能性的。他这个时候不加紧把字练好,以后当了市领导,岂不要让全市人民失望?”

老郭说得头头是道,杨登科却还是有些不踏实,说:“康局长要练字,难道就你老郭才会去给他送纸笔送砚墨,其他人却没想到这一点?”老郭说:“其他人都跟你一样,都只想着给领导送大钱大礼,哪个会想到去送这些东西?就是想到了,也觉得这些东西不值几个钱,不好意思出手。”杨登科说:“要是这些东西康局长自己已经买了呢?”

老郭一脸的不屑,说:“登科啊,不是我说得直,你是在机关里白呆了。你还不知道这人就是怪,到了一定的位置,有些事情常人能做,当领导的就是做不来。当了领导,吃喝拉撒睡,没一样用得着自己操心,除了用来发号施令的嘴巴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加强外,其他功能早已退化,一定要到不当领导的时候才慢慢恢复得过来。比如天天出车入辇,久而久之便连走路都变得不太会了。你见过哪些大领导或实权在握的小领导在街上走过路?要走也是在车间地头,身边围着小领导和记者。严格来说,那不叫走路,那叫检查视察。”

杨登科终于似有所悟,说:“我知道了,领导坐车并不仅仅是以车当步,而是一种身分的象征,一旦不坐在车上,而是走在街上,他就有些不自在,觉得自己竟混同于普通老百姓,有辱斯文,不成体统。所以那些天天坐在小车里的领导,有一天忽然恢复了走路的功能,自己亲自在街上走来走去了,不用问,他肯定已经从台上下来了。”

老郭将小车开进一条岔道,说:“登科算来还是个明白人。还有领导当大了当久了,无论干什么都有人买单,不需要自己亲自花钱,慢慢就连钱也不会用了。机关里不是流行三闲的说法么?”杨登科说:“我倒没听过,哪三闲?”老郭说:“阳痿的鸡巴,领导的钱,领导的老婆助理调研员。”杨登科说:“鸡巴阳痿了,自然是闲着的。领导的袋子里的钱没地方花,也是闲的。只是这领导老婆助理调研员,不知何意。”老郭说:“助理调研员就是退位的没事干的副处级干部,不是说当领导的烟酒基本靠送,工资基本不动,三陪基本不空,老婆基本不用么?领导天天基本去了,老婆基本不用,还不成了助理调研员?”

说得杨登科忍俊不禁,说:“老郭看你兴奋的,今天你一定吃了春药。”老郭说:“这把年纪了,春药也没用了。还是说领导的钱吧,你知道为什么当了领导便不会用钱了?”杨登科知道老郭还有高见,说:“我要有这样的学问,也不至于下岗失业了。”老郭说:“刚才说了,当领导的没有亲自用钱的必要,达尔文说用进废退,久不用钱,用钱的功能便退化掉了,此其一。其二,中国人推崇的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领导都是君子,耻于用钱,实属常理。其三,领导的才能主要体现在用人上,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和知人善用一类的说法。用对了人,那是很值得自豪的。用错了人,则是没有眼光,那是有损脸面的。却从来没听说某某领导善于用钱,善于用钱,好像并不能给领导带来光彩。”

老郭不愧是农业局的老司机,跟领导打的交道最长,识见不浅,杨登科不得不心悦诚服。他顺着老郭的思路说道:“你的意思是康局长当领导当到这个分上,连钱也不会用了,所以才不会亲自上街去买纸砚笔墨,非得等着我俩给他送去不可?”老郭说:“这样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买纸砚笔墨纯属小菜一碟,不是什么大事要事,康局长本人不会亲自上街去购买,又不好张嘴让手下人代劳,偏偏还没人想到用这么个简单的办法去巴结他,所以他只好拿些废报纸旧墨汁和老掉毛的毛笔将就将就。现在你买了这几样东西送上门去,不恰是他想睡觉,你递上枕头,正中他下怀么?”

倘若真如老郭所言,那此行一定会马到成功了。杨登科也就充满了信心,恨不得捧过老郭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亲切地啃上一口。

不觉得就到了康局长家楼下。下了车,打开小车尾箱,杨登科抱了那刀徽纸,老郭将笔墨砚台提到手上,两人一齐进了楼道。瞧瞧怀里的徽纸,不知怎么的,杨登科猛然间想起贵都乡下一样旧俗,忍不住窃笑起来。老郭不知何故,掉头道:“你笑什么?”杨登科说:“我们不是到这里来吊丧的吧?”

原来贵都乡下死了人,要烧不少的纸钱,免得死者在那边受穷,因此前往吊丧的人都会按规矩送上一两刀纸。老郭自然也是知道乡下的风俗的,说:“你总往歪处想。这是上好的写字画画用的徽纸,又不是凿纸钱用的土纸。”顺便把杨登科手上的徽纸要过来,夹到腋下,说:“你心不诚,会坏事的,还是我来替你递东西给康局长吧。”

在康局长门上敲了几下,康夫人过来给两位开了门。换上拖鞋,迈进屋子,果然康局长正在书房里用功,沙发和地板上到处是写过毛笔字的报纸,满书房弥漫着墨香。见了杨登科和老郭,康局长放下手中毛笔,扒开沙发上的报纸给他们让座。老郭把手中的纸砚笔墨一样样放在矮几上,说:“登科听说老板近来爱上了书法,特意叫上一位书法家朋友,走了好几家文化用品商场,才终于找齐这徽产的文房四宝。”

杨登科掉头看了看老郭,觉得他真有意思,什么话到了他嘴里就加了砝码,变得好听三分。老郭的用意也是很明显的,他是要在康局长面前抬高杨登科。杨登科对老郭又是感激又是佩服,暗想一个人能做到老郭这个分上,也算是颇有功夫了,今后得多向他学着点。

康局长瞧了瞧几上的纸砚笔墨,转身拍拍杨登科的肩膀,说:“登科,难得你这份好意。现在大会小会反复强调要加强廉政建设,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做廉政的表率,今天你如果送金送银,我还不敢要呢,这文房四宝显得有文化有品味,我就笑纳了。”

杨登科心里明白,康局长这话听去平常,却暗中点到了那次退钱的事,同时也显得他不收金钱,只收纸砚笔墨的高雅。杨登科当然不好说什么,只说:“我也不懂书法,只觉得徽产的纸砚笔墨应该比废报纸旧笔墨好用些。”

康局长拿过几上的徽笔,放手上把玩着,说:“这是肯定的。”接着又拿笔管在徽纸上轻敲了两下,说:“有了这些宝贝,用不着拿那老掉毛的旧笔在又粗又硬的旧报纸上乱涂乱划,写的字也不至于总是毫无长进了。”杨登科低低身子,抚平一张写过字的报纸,瞄了瞄上面那写得很一般的字,讨好道:“我看这字就已非同凡响了。”康局长还有些自知之明,说:“别给我戴高帽了,这字有几斤几两,我心中有数。”

老郭也看了一会儿康局长写在报纸上的字,然后给杨登科使了个眼色。杨登科于是拿了砚台,跑到厨房里盛了水,开始拿了徽墨在上面磨起来。老郭那边已在桌上摊开徽纸,对康局长说道:“登科这徽纸到底好不好,不能光凭他嘴上说了算,老板还是请您当场检验检验吧。”康局长说:“行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我这就试试看。”

说着,康局长便来到桌旁,拿起徽笔,蘸了杨登科刚磨好的徽墨,在老郭摊开的徽纸上运作起来。杨登科和老郭不敢分心,瞪大眼睛望着康局长手下的笔尖。康局长在徽纸上落下“宠辱不惊”四个字之后,便停顿下来,望着自己的作品,先是摇摇头,然后又点点头,仿佛对自己的字还有几分满意,说:“看来徽产的纸砚笔墨就是不同一般啊。”

老郭不失时机地鼓起掌来,还说康老板真是神来之笔。老郭大概是觉得拍马屁不要纳税,想拍就拍了,杨登科却怎么也没看出康局长的字神在哪里,尽管康局长今天用了徽产之物。想起如今有不少当领导的,写的字跟蜘蛛差不多,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也敢以书法家自居,好像只要拿得动笔就可以做书法家似的。偏偏有人鼻子特长,只要领导有这样的爱好,他就找得出堂而皇之的理由向领导求字,然后拿去挂于高堂,或载于报刊,甚至送到展览馆去参加展出,还人前人后地夸奖那字如何举世无双,如何惊天地泣鬼神,逗得领导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便是王羲之转生,欧阳洵再世。写字也是有瘾的,以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走到哪,字写到哪,到处都是他的所谓大手笔。殊不知,等领导退下去后,故地重游,再兴致勃勃去找自己的墨宝时,早被人家铲得一干二净,什么痕迹都不复存在。

见杨登科走了神,老郭忙用膝盖在他的屁股上顶了一下。杨登科一个激灵,这才回过神来。他懂得老郭的意思,忙不迭地夸奖了几句康局长的字。康局长信心陡增,继续运笔,一口气在徽纸上写下了这么两行字: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好个宠辱不惊,好个去留无意!不知怎么的,当了官掌了权的人都喜欢这么标榜自己。如果真的只辱而不宠,只去而不留,看他是惊还是不惊,是有意还是无意。其实宠辱也好,去留也好,嘴上说说自然轻松,做起来并非易事。那是需要一点定力的,能淡然处之者恐怕向来不多。

杨登科见康局长写下那两句话,不免生了联想,竟然又走了神。老郭却比他老成多了,注意力一直集中在康局长的字上面,瞅准时机就要夸耀两句。康局长却总是故作谦虚地摇头道:“真是辱没了登科带来的纸砚笔墨,孤芳自赏尚可,拿去示人就是出丑了。”

杨登科害怕老郭再用膝盖顶屁股,主动奉承康局长道:“老板的字虽然不好跟柳公权颜真卿打比,但放在当今这个斯文扫地文风式微的年代,却是相当出类拔萃的。如果我杨某人有这么一手好字,也就不用摸方向盘,跑到街上卖字谋生去了。”说得康局长嘴角直挑,说:“登科你不是怂恿我放着这个局长不当,上街卖字糊口吧?你这不是要害我吗?”

说笑着,老郭又摊开一张徽纸,请康局长再来一幅。康局长说:“你们别想着看我的笑话了。”再不肯拿笔。老郭又劝了一阵,康局长还是不从。

杨登科这时也变得聪明起来,灵机一动,忽想起当领导的写得最多的四个字,说:“老板,我说四个字,你肯定会写得非常到位非常出众的。”

康局长也不知杨登科要说的是哪四个字,心下却生了好奇,说:“什么字?你那么敢肯定?”杨登科说:“你先答应我,我说出来,你得写给我和老郭见识见识。”老郭也说:“老板你就答应登科好了,不就是四个字吗?写起来还不容易?”

康局长经不住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劝说,只好先答应下来。老郭就催杨登科:“老板都同意了,是四个什么字,你还不张开你的金口玉牙?”

杨登科不慌不忙道:“同意。”

两个人一时没反应过来,并没听明白杨登科的意思,四只眼睛愣愣地望着杨登科。

杨登科意识到他们误会了这两个字,心想再聪明的人也有糊涂的时候,只好补充道:“同意!同意提拔同意拨款同意研究同意上报同意发文的同意。”

康局长这才会心一笑,指指杨登科,说:“就你出得了这样的鬼点子。”老郭也明白过来,觉得杨登科这个建议简直是绝了。说:“那另外两个字呢?”

杨登科朗声道:“已阅。”

老郭说声“妙!”右手握拳,击在左手掌心。又低了头,反复将“同意已阅”四个字念叼了好几遍,心想当领导的,别的字也许难得写上几回,这四个字哪天不要写上三遍五遍的?有道是熟能生巧,写得多了,再不会写字的人恐怕也能写得像模像样。不免暗暗佩服起杨登科的机智来,看来这个家伙不可小瞧了,以后也许还是会有出息的。

这么想着,老郭回头对康局长说:“老板你可不能反悔哟,刚才你是亲口答应了的。”

康局长也将这四个字默念了数遍,念得他额角放光,双眼发绿,手心也痒痒的了,恨不得立即拿笔在手,像平时在文件或报告上签字一样,几下把这四个字挥洒出来。他早已心中有数,这四个字就是写得再差也有几分架式,几许骨力。却还要客气:“还真写这四个字?”老郭说:“当然是真写,我俩等着一饱眼福呢。”

康局长又假意推却了一阵。这时老郭已将桌上的徽纸铺得平平整整,杨登科则把刚才康局长用过的徽笔重新塞回到他手里,单等他大笔一挥了。康局长相反不急不躁了,定定神,往肺腑里深深吸进一口清气,这才从容落笔于徽纸上。

这次康局长果然有如神助,将这四个字写得形神备至,妙不可言,比他先前写的宠辱不惊去留无意要强多少就有多少。

康局长看来对这四个字也很满意,写完之后,意犹未尽,又微笑着反复端详了半晌,脸上不由得泛出兴奋的红晕,像是刚下完蛋的红脸母鸡。直到老郭和杨登科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康局长才晃晃脑袋,自谦道:“写得太差劲,让你们笑话了。”

这回杨登科和老郭鼓掌时,可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丝毫拍马逢迎的意思。

领导舒服了,杨登科和老郭的目的就达到了,起身准备离去。康局长满面春风地送他们到门口。两人低了头正在换鞋,康局长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吴卫东那个办公室主任也不知怎么当的,昨天才告诉我,局里的面包车还锁在车库里,我还以为早处理掉了呢。登科你先开开这部面包车吧,回头我给吴卫东打声招呼。”

杨登科那只正在系鞋带的手就僵住了,用劲嗯了一声。

出门后,杨登科的步子就高远起来,一脚踩住那根没系好的鞋带,人往前一栽,脑袋咚一声撞在墙上。老郭乐道:“登科你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杨登科伸手在头上摸摸,也不感到疼痛,只望着老郭嘿嘿直笑。他觉得老郭真是神啊,自己绞尽脑汁办不到的事,他一个小花招就利利索索给你办到了。看来机关里确实是个锻炼人的地方,老郭比自己在机关里多呆了十多年,便已百炼成精。

这时老郭已转身往楼下矮下去。而杨登科那似笑非笑的目光还盯在他那微秃的脑袋上,仿佛绿头苍蝇似的。走在前头的老郭也许感觉得出背后的目光,下完楼后,回头瞥了杨登科一眼,说:“你不认识我了怎么的?”

杨登科也不作答,又嘿嘿一笑,目光依然不肯放过老郭。老郭就站住不动了,伸手在杨登科眼前晃晃,说:“你到底犯什么傻?”杨登科眼皮都不眨一下,目光还是直直的。老郭暗吃一惊,后退一步,说:“登科今天你不是起得太早,碰着什么鬼了吧?”

半天,杨登科的眼珠子才动了动,无头无尾冒出一句:“我得把你的面目看清楚了,好找人铸一个铜像,放家里好好供着,每天给你上香磕头。”说着还做了个合掌作揖的动作。

老郭也是气不过,骂道:“去你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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