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岛纪事(1)(图)

火烧岛纪事(1)(图)

绿岛,对台湾绝大多数走过戒严岁月的人来说,是个神秘而具有各种复杂意涵的地方,既有禁忌与恐惧的阴影,又有犯罪与惩罚的色彩。等到政治“解严”后,许多曾在绿岛被关过的政治犯成为活跃的政治人物,又仿佛代表了一种人权与自由的象征。这多变的意涵与色彩,正也代表了台湾战后所走过的复杂岁月。

绿岛,距台东十八海里,与兰屿相隔四十海里。冬春季节,西北风强烈,海面上的波浪被强风刮起,变成小雨点,降落在岛上的草木上,使之受盐分的侵袭而干枯。站在台东远眺,像是火灾过后,寸草不留,故称“火烧岛”。日据时代这里专门用来放逐重大流氓犯。

台湾光复后,当局更其名为“绿岛”,因夏初咸雨过去,其草木重生,漫山遍野又成绿色之故。绿岛岛民多以捕鱼为生,人口有数千人。1951年,当局在绿岛设“新生训导处”。此前国民党军在登步岛俘虏解放军官兵百余人,押来台湾,先是安置在台北近郊的内湖看守所。后来,继在南日、东山、大陈等战役中又俘获了一些人,内湖看守所太小,不够容纳,于是便迁到绿岛。“新生训导处”的主要工作就是对犯人进行思想改造,故称为“新生”。当时实施戒严,压抑异议,不少知识分子因言获罪,也有许多人因党派势力倾轧暗斗,或以莫须有的罪名遭致陷构,也被送到绿岛来。

高峰时期,新生训导处共有三个大队,每个大队辖四个中队,一个中队又辖二个分队,此外还有一女生分队,最多时有一千七百多人,平均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犯人依其被认定案情的轻重,刑期不一。1951年初来绿岛的犯人多在十年内被释放,送回台湾本岛谋生。由于送到这里来的都是政治犯,属思想和信仰问题,管训者和被管训者实际上始终处于意识和情绪的对立状态,绿岛对双方而言都成为一特殊的人生经历,这也是现代台湾政治、社会甚至文学的特殊议题。

有关早期绿岛政治犯的生活,李镇州在《火烧岛第一期新生》中写道:“每天早饭后,都有一小时的‘小组讨论会’,讨论的题目由训导处统一提出,大部分是由上课的课程中抽出。小组以班为组,设组长一人,讨论时主席一人,由新生轮流担当,每一题换一次主席,记录一人,也和主席一样轮流,每一组有一个经过政工训练的长官干事旁听,随时注意每一个人的发言,没有沉默的自由。”此外,秦汉光在《我在绿岛三千两百一十二天》一书中写道:“唱歌,除了早点名时,必须要张口大声唱《新生之歌》,集合时是练习新歌以及复习已经学会的老歌。这是件令我们痛苦但必须忍耐的事。加上唱的就是那几首,真是要命。我记得《新生之歌》的歌词是这样的:‘三民主义的洪流,粉碎了我们的迷梦,我们不做**的奴隶,我们要做反共的英雄,起来,新生同志们!起来,新生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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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20世纪难忘的历史瞬间:岁月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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