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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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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是在做母亲时,实现她的生理命运的;这是她的自然“使命”,因为她的整个机体结构,都是为了适应物种永存。但我们已经看到,人类社会绝不会完全听任自然的摆布。近百年来,生殖功能尤其不再完全受生物学机遇的支配,而是开始处于人类主观意志的控制之下。某些国家已正式采用了科学的避孕法;受天主教影响的国家则是在私下实行:或由男人采用coitusinterruptus[中断性交],或由女人于性交后把精子清除出身体。这些避孕形式往往是情人们或已婚夫妇之间产生冲突与怨恨的根本原因;男人不喜欢在那欢娱的片刻还非要提防着不可,而女人也讨厌那麻烦的冲洗任务;他抱怨女人的身体生育力太强,而她则害怕男人冒险将生命的种子置入她的体内。当她尽管采取了种种预防措施,结果还是发现自己“被捉住了”时,他们俩都会大惊失色。这种情况在避孕方法尚属原始的国家时有发生。于是只好诉诸于一种特别绝望的补救方法:人工流产。

堕胎即使在允许避孕的国家也是不合法的,所以远非被经常采用。但在法国,做这种手术却为许多女人不得已而为之,并且经常干扰着她们大多数人的爱情生活。

资产阶级社会可以用来大做虚伪文章的题引B少;堕胎被认为是叛逆罪,甚至连提提都是下流的。作家去描写女人分娩时的快活与痛苦是对而又对的,但若是他描写了堕胎时的情形,便会被指责为热衷于污秽,以卑鄙的眼光表现人性。目前法国每年的堕胎人数和出生人数一样多,因而这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以至实际上必须把它看做是经常潜伏于女人处境的危险之一。然而法律坚持认为这是不正当行为,因而要求这种细致的手术只能秘密进行。

没有比反对堕胎合法化的论点更荒谬的了。有人坚持认为,这样的手术很危险。但诚实的医生却和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一起承认,“堕胎如在医院由称职的专家来进行,且有适当的预防措施,就不会有刑法所断言的那种严重危险”。另一方面,目前实际采取的那种堕胎方式,却给女人带来了严重的危险。由于做堕胎手术的医生缺乏熟练的技术以及手术条件恶劣,造成了许多意外事故,有些甚至致人以死命。

被迫做母亲只会把不幸的婴儿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他们的父母将无法抚养他们,他们将会变成靠接受社会救济为生的人,或“儿童殉道者”。必须指出,我们的社会虽然十分注意保护胎儿的权利,但孩子一旦出世,就会对他们漠不关心;我们的社会宁肯对堕胎者进行彻底调查,也不去改造声名狼藉的所谓“社会救济”制度;那些应对孩子受百般折磨负责的人可以逍遥法外;社会对孤儿院和私人收养者的令人发指的野蛮暴行视而不见。如果说社会并不承认胎儿属于怀孕的女人,那么另一方面它却同意孩子是属于父母的一种物品,他们可以任意加以摆布。前不久,就在同一个星期里,一个外科医生由于被指控犯有堕胎罪而自杀身亡,而另一个几乎把自己的儿子打死的父亲,却只被判了三个月监禁,且是缓期执行。最近,有一个父亲不照顾他的儿子,任其死于喉炎;还有一个母亲拒绝请医生为女儿看病,因为她要完全服从上帝的意志:在举行葬礼时孩子们向她扔石头;然而在记者表达他们的义愤时,一些有身份的人却抗议说,孩子是属于父母的,外人不得进行干预。公开的报道表明,这种态度所导致的结象是,法国有上百万儿童的身心处于危险状态。北非的阿拉伯女人无法采用堕胎方法,她们生的孩子十有七八都夭折了。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由于这种可怜而荒唐的多育扼杀了她们作为母亲的情感而感到不安。如果这一切有利于道德,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观念?此外还应当说明,那些对胎儿生命表示极郑重尊重的人,也正是那些极热衷于把成年人送到战场上去送死的人。

反对堕胎的实际理由没有任何考虑的必要;至于道德上的理由,归根结底是天主教的论点:未出世的孩子具有灵魂,如果未经洗礼就中断他的生命,这个灵魂就绝无升入天堂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教会虽然时常允许杀死成年人,例如在战争和执行死刑时,却以毫不妥协的人道主义来对待尚处在胎儿期的人。在这里,未经洗礼固然不可以获得赎罪,但圣战时代的异教徒也同样未经过洗礼,可是杀死他们却受到热情的鼓励。毫无疑问,宗教裁判所的受害者们,要比今天被送上断头台的犯人和死在战场上的士兵,更并非是全都能蒙受天恩。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教会都会把问题推到上帝思典上面;它承认人只是上帝手中的工具,拯救灵魂要在人和上帝之间加以解决。那么为什么不许上帝接受胎儿的灵魂升入天堂?只要得到教会会议批准,上帝就不会对此表示异议,就像在辉煌时代以宗教名义屠杀异教徒时,他并没有表示异议一样。

事实上这种障碍是一种古老而顽固的传统,与道德毫无关系。此外我们也必须认真考虑我在前面有机会提到的那种男性虐待狂。鲁瓦博士1943年献给贝当的那本书是个十分明显的例子,它是不诚实的不朽范例。作者以慈父般的忧虑坚持认为堕胎是危险的,然而又认为剖腹产最有益于健康。他赞成把堕胎视为犯罪而不是过失;甚至在需要采取医疗措施时——即怀孕给母亲的生命或健康造成威胁时,他也不许堕胎。他声称,在一个生命和另一个生命之间进行抉择是不道德的,基于这种论点,他奉劝母亲作出牺牲。他断言胎儿不属于母亲,而是一个独立的人。然而这些“有正义感的”医生们在为母亲大唱赞歌的同时,却又认为胎儿是母体的一部分,并不是对母体有害的寄生虫。从某些人极力拒绝接受一切有利于妇女解放的事物可以判断出,反女权主义现在仍很猖狂。

此外,使许多年轻女人注定死亡、不育和病弱的法律,完全无法保证生育率的增长。赞成和反对堕胎合法的人都认为,强制性法规已经彻底失败。在法国,据权威人士认为,近几年每年的堕胎人数平均约为100万,而且其中2/3是已婚女人。因手术秘密和不当而造成的伤亡人数,虽然还不知道,但肯定很大。

有时堕胎被称为“阶级犯罪”(classcrime),这不是没有道理的。避孕知识在中产阶级当中已得到广泛普及,浴室的存在使得这种知识,比在连自来水都没有的工农家庭,更容易得到实际应用;中产阶级的年轻女人比要其他阶层的妇女谨慎;而且对于生活在舒适环境里的人来说,婴儿也不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负担。贫困、住房拥挤以及女人对家外工作的需要,是一些最常见的堕胎原因。看来夫妇有了两个孩子一般就会决定节育;所以可恶的堕胎女人,同时也是抱着两个金发天使的伟大母亲:她是同一个人。但在低收入的群体当中,无论有着多么迫切的需要,流产和堕胎对所有相关的女人也还都意味着绝望、听天由命和巨大的痛苦。

这种折磨的严重程度,因环境不同而有着很大的不同。正式结婚或身为情妇过着舒适生活的女人,肯定会得到男人的资助,她有钱,有亲戚,因而条件会十分优越。首先,她会比别人更容易得到忠告去做“医疗性的堕胎”,必要时,她还可以到瑞士去旅行,因为瑞士对堕胎持自由和宽容的态度。在目前的妇科知识水平下,这种手术若是在各种消毒技术皆很优越的条件下由专家进行,必要时若使用麻醉剂,便不会发生什么危险;她就是得不到正式的合作,也会得到私下的帮助,而这对她同样是安全的:

她很有门路,有足够的钱去换取精。动的照顾,而且她不必等到怀孕很久才去堕胎;她会得到认真地护理。某些特权者断言,小小的意外反而会对健康有好处,可以使气色变得更好。

但另一方面,极少有那种悲惨的处境,能比处在孤苦伶仃境遇的少女,更让人可怜的了。为了消除周围人们认为的那不可饶恕的“错误”,她只能采取“犯罪”行动。这正是每年法国约30万女雇员、女秘书、女大学生、女工和农妇身上发生的事情。做非法母亲,甚至在今天,也还是一种极大的罪过,许多人宁肯去自杀,或者去做杀婴犯,也不肯去做非法母亲,而这意味着,任何一种刑罚,都无法阻止她们“打掉”尚未出世的婴儿。诱奸是个很普通的故事,通常是多少有点无知的女孩子,被一个不负责任的情人引诱,直到发生那种几乎木可以避免的事情;随之而来的便是不得不向家人、朋友和雇主隐瞒实情,再后来就是堕胎。

堕胎固然可怕,但它也是唯一可能采取的逃避后果的手段。

说服女人打掉孩子的往往是诱奸者本人。情况不外乎如此:

或者她发觉自己怀孕时,他可能已经把她抛弃,或者她可能非常希望对他隐瞒这件丢脸的事,或者她可能发现他无法帮助她。有时她会拒绝生下这个孩子,可是并非没有遗憾;由于某种原因——也许是由于她未能当机立断打掉胎儿,也许是由于她没有门路,或者是由于她没有现款,服用无用的药物而失去了时间,她可能要在怀孕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后才去打胎;这时堕胎要比前几个月危险、痛苦和将就得多。女人对此很清楚,所以她在试图解脱时会感到极度痛苦和绝望。在农村,几乎没有人懂得使用探针;

“失足”的农妇让自己从谷仓梯上或者从楼梯上摔下来,结果往往摔伤而又白费功夫;有时人们也可能会在篱笆下或阴沟里发现被勒死的婴儿的尸体。

城市妇女倒是相互帮忙的,但要找一个非专业的堕胎者也并非总是那么容易,更何况还要凑够足够的钱。所以孕妇经常求助于女友,要不就索性自己来动手术。这些非专业的堕胎者往往是不称职的,在使用探针或织针时很容易引起穿孔。一位医生告诉我,有个厨师很无知,她本想往子宫里注射醋液,却注射到膀光里面去了,结果疼得死去活来。这种堕胎手术,开始得很粗鲁,进行得漫不经心,所以往往比正常的分娩更为痛苦,也许还会伴随着濒于癫痫发作的神经紊乱,可能引起严重的内部失调,也可能造成致人于死命的大出血。

柯莱特在《格里比奇》里,描写了一位音乐厅里的舞蹈演员,在她母亲的无知操纵下所遭受的不堪忍受的痛苦;她母亲说,标准疗法是先喝浓浓的肥皂液,再跑上个15分钟。此类疗法在试图打掉胎儿时常常要了母亲的命。我听说一个速记员,因不敢求人帮忙,泡在血水里不吃不喝,在自己的房间里呆了四天。

很难想像哪种遗弃,能比夹杂着死亡、犯罪和羞耻的威胁的遗弃更可怕的了。对于贫困但已结婚的女人来说,只要她们的堕胎行动征得了丈夫同意,而又没有经受无用的良心谴责的折磨,这种痛苦就不会那么强烈。关于这最后一点,一个社会工作者告诉我说,她那个地区的女人都在互相交换意见,互相借用工具,互相协助,仿佛堕胎和割鸡眼一样简单。但是她们不得木忍受严重的肉体痛苦;医院不能不去接受一个开始流产的女人,但在她疼痛时和最后给她做刮宫术时,却不给她使用任何止痛剂,以便对她进行残酷的惩罚。似乎这种迫害并未激起女人的义愤,因为她们只是太习惯于受苦了;但她们对于自己日益蒙受的耻辱是很敏感的。她们要接受的手术须秘密进行并且是犯罪这个事实,增加了这种手术的危险性,使它有一种令人感到卑贱和痛苦的性质。痛苦、疾病和死亡都具有惩罚的表象:我们都知道,在受苦与折磨、意外与惩罚之间有着多么重大的差别;这种种危险,使女人深感自己是罪有应得,而这种对痛苦和越轨的解释,尤其令人感到痛苦。

对这出戏剧的道德方面的感受强度,要依环境而定。对于高度“解放”的女人来说,这几乎不会构成什么问题,因为她们有办法,有社会地位,有她们自己的开明社交圈子;就是对于那些饱受穷困潦倒之苦的女人来说,这也几乎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她们蔑视资产阶级的道德。这只不过是在经历一个令人感到有点不快的时刻,这个时刻是必须经历的,如此而已。但是许多女人仍在受着一种道德的威胁,对于她们来说,这种道德尽管无法成为她们的行为规范,可仍有很高的地位;她们在心里还是尊重她们所违犯的法律的,所以她们为这种违法行为深感痛苦,她们的痛苦因不得不找一个同谋者而加深。

首先,她们要蒙受乞求和卑躬屈膝之辱:她们要为找门路去求人,她们要去求医生和助产士照顾自己;她们要冒被傲慢拒绝之险,或者她们要在下流的同谋者面前把自己的身体暴露无遗。蓄意请别人从事非法行动,是大多数人所不熟悉的经历,也是令女人处在又羞又怕的困窘中的经历。说心里话,她往往不愿意中止妊娠,尽管她又千方百计地这样做。她在自相矛盾。她的本意可能完全是想要个孩子,可她又去阻止孩子的出世;即使她没有一点做母亲的主动欲望,她仍然会对她的这种可疑行为感到不安。因为尽管堕胎事实上不等于谋杀,但基于同一观点,也还是不应当把它看做纯粹的避孕方法;已经发生的事情无疑正在发展,而这个过程的的确确被终止了。

有些女人会永远无法忘掉这个尚未出世的孩子。海伦·多伊奇举了一个已婚女人的实例,换个角度看,她的心理是正常的,她由于身体方面的原因,被迫两次失去已怀三个月的胎儿,于是觉得自己有义务给每个胎儿立个小墓碑。后来她生了几个孩子,然而她仍然虔诚地去照看这些墓碑。如果流产是有意引起的,女人会更有理由产生一种有罪感。童年的那种在出于嫉妒而希望刚出生的弟弟死去之后而产生的自责感,现在会重新出现,女人会对杀死一个婴儿感到有罪。病态的忧郁可能是这种有罪感的表现。其他女人则可能会由于堕胎而产生自残的感觉,对同意或要求进行这种摧残的男人怨恨不已。在多伊奇夫人援引的另一个实例,有一个女孩子深深地坠入情网,由于担心影响情人的前途而坚持堕胎;但后来她拒绝再见到他,她觉得自己牺牲得太多了。如果说像这样明确断绝关系是十分少见的话,那么在另一方面女人会变得性冷淡,不论是和一般的男人在一起,还是和使她怀孕的那个男人在一起。

男人对待堕胎的态度往往是轻率的;他们认为,这不过是凶残的大自然降给女人的一种灾难,因此,并没有意识到所涉及到的价值。求助于堕胎的女人要和女性价值分道扬镇,就同时也需要完全彻底地和男人所确立的伦理观念决裂;倘若如此,她的整个精神世界都会崩溃的。从孩提时代起,女人就被反复告知说,她仅仅是为了生育才被造出来的,对伟大母亲的歌颂不绝于耳。她的处境所存在的种种缺陷(如月经、疾病之类等等)和烦琐家务所带来的种种烦恼,都会由于她具有能够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神秘特权,而被证明是正当的。

如今,男人却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为了不妨碍自己的未来,为了自己的职业,就要她放弃她身为女性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孩子不再是无价之宝,生育也不再是神圣的职能;这种细胞增殖变成了偶发的讨厌事件;

这是女性的又一缺陷。相比之下,每月来一次的麻烦反倒似乎是件幸事:现在月经再度来临被翘首以待,而这月经曾使少女感到恐怖,后来她又为此感到安慰,因为她有可能享受到做母亲的欢乐。即使女人同意堕胎,甚至急欲堕胎,她也会觉得这是她女性气质的一种牺牲:

她被迫在她的性别里看到一种祸根,一种虚弱,一种危险。有些女人把这种否定推向极端,在经历堕胎的精神创伤之后,变成了同性恋者。

此外,如果男人为更成功地实现他的男人命运而要求女人牺牲生殖潜能,那么他就会暴露出男性道德规范的虚伪性。男人普遍阻止堕胎,但一旦涉及到个人,他们又会把堕胎作为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予以接受;他们可能会采取一种无所顾忌的玩世不恭态度,自己反对自己。但女人通过自己受伤的肉体,可以感受到这种矛盾;就公开反抗男性的不诚实来说,她通常是太怯懦了;她认为自己是不公正的受害者,这种不公正使她违背自己的意愿成为罪人,同时她觉得自己受到玷污和羞辱。她以具体的直接形式,以她自己的身体,体现了男人的错误,但他却总是摆脱错误,把它推到她身上;他不过是用乞求、威胁、通情达理或愤怒的口吻说上几句,但很快就会把这些话忘得一干二净;而她却要用痛苦和血泪来理解这些话。有时他什么话也不说,一走了之;但是他的沉默和出走,更明显地违反了男性所确立的全部道德规范。

“不道德的”女人是讨厌女人的人最热衷谈论的题目,但这个题目并没有什么玄妙之处;

对于男人公开加以颂扬而私下却加以蔑视的专横原则,她们心里怎么能不怀疑呢?她们学会了不再相信男人说的话,无论是赞扬女人的,还是赞扬男人的:她们唯一相信的就是被掠夺的流着血的子宫,撕成碎片的深红色的生命,就是这个已不复存在的孩子。正是第一次堕胎,让女人开始“懂得了”这一切。对许多女人来说,世界将绝不会和以前一样。然而,由于没有普遍实行有效的避孕,堕胎在今天的法国,仍是那些不愿意让注定面临悲惨和死亡命运的孩子出世的女人,所能够采取的唯一手段。如斯特克尔十分公正指出的:“不准许堕胎的法律是不道德的,因为每时每刻都必然有人违犯它。”

避孕与合法堕胎,使女人有可能自由地承担做母亲的义务。就目前而言,女人受孕部分取决于自愿,部分取决于偶然。鉴于目前人工授精尚未普遍采用,想做母亲的女人——因为缺乏同男人的接触,或因为她的丈夫无生育能力,或因为她本人无法怀孕,可能不会如愿以偿。另一方面,女人又往往发觉自己是被迫生育的,违背了她自己的意愿。对怀孕和做母亲的体验,依女人实际态度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别,这种态度可以是反抗的、听天由命的、心满意足的或是热情的。应当看到,年轻母亲的公开决定和声明并不总是与她内心的欲望相一致。

年轻的未婚母亲也许会被突如其来的、不得不承受的物质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从而万念俱灰;不过她也可能通过自己的孩子,去实现深藏于内心的梦想。另一方面,对怀孕采取欢迎态度并感到快活和骄傲的年轻已婚女人,也可能会由于受她不愿意公开承认的幼年魔念、幻想和回忆的影响,而在内心深处对怀孕感到恐惧和厌恶。这就是女人为什么保守这方面秘密的原因之一。她们之所以保持沉默,部分是由于她们喜欢让自己为神秘所笼罩,喜欢那种唯独她们才有的体验;然而她们也为她们所感受到的矛盾和冲突所困扰。如南希·黑尔所说:

“对怀孕的成见是梦,它和临产痛苦之梦一样会被完全忘却。”这些复杂的真相,当时她们都很清楚,后来又被忘得一干二净。

如我们看到的,从童年到青春期,女人对母性的态度经历了几个阶段。对于小女孩,做母亲是奇迹和游戏,布娃娃代表未来的孩子,她可以占有它,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它;对于少女,做母亲则似乎威胁了她所珍视的完整人身,有时会遭到蛮横的拒绝。有时她怀着对怀孕的幻觉和种种焦虑,既害怕又渴望做母亲。有些女孩子喜欢对她们所照料的孩子行使母亲的权威,却无意承担其各种责任。也有些女人一辈子都持这种态度,她们害怕自己怀孕,却去当助产主、护土、保姆和忠实的阿姨。还有些人并非讨厌做母亲,而是由于对爱情生活或事业的过分专注才没有去做母亲。或者她们担心孩子会成为她们本人或她们丈夫的一种负担。

女人常常有意努力不让自己怀孕,不论是通过回避一切性交,还是通过采取避孕措施;

但也有些不承认自己害怕生育以及心理的防御反应确实在阻止怀孕的实例;通过医学检查,经常可以发现源于神经系统的机能紊乱情况。是接受怀孕,还是回避怀孕,取决于和对怀孕的一般态度相同的因素。在怀孕期间,女人的生育梦想和青春期焦虑又开始出现了;其感受方式,依女人与她母亲、她丈夫及她本人的关系而极其多种多样。

女人在轮到自己做母亲时,在某种程度上,她便会取代她自己的母亲:这意味着她的彻底解放。她若真诚地希望做一个母亲,就会为自己怀孕感到喜悦,鼓起勇气独自走完怀孕的全过程;但她若仍在受着母亲的支配,并且很愿意接受这种支配,那么她就会相反,把自己置于母亲的掌握之中;这时她就会觉得自己刚出生的孩子,和兄弟姐妹没有什么两样,并不是她自己的后代。她若是既希望又不敢解放她自己,就会唯恐孩子不会解救她自己,重新把她自己给禁锢起来,这种焦虑甚至会引起流产。而那种对童年所仇恨的母亲的有罪感,也可能或多或少地给怀孕带来不利影响。

女人同孩子父亲的关系也同样重要。一个业已成熟并且独立的女人,可能想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孩子。我就知道一个人,她一见到英俊的男人,眼睛里就会放出快活的光辉,这并非出于性的欲望,而是因为她断定他是个好父亲;这类人是热衷做母亲的女英雄,她们对人工授精的奇妙前景十分热心;如果这种类型的女人嫁给孩子的父亲,她会拒绝让他拥有对他们后代的任何权利;她会极力像劳伦斯《耳子与情人》中的保尔的母亲那样,在她本人和他们共同后代之间,建立一种排他性的联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女人接受新责任时,需要得到男性的支持;只有男人对她专心致志,她才会愿意对刚出生的孩子专心致志。

妻子越是幼稚怯懦,这种需要就越是强烈。有时,十分年轻的妻子在有了一两个孩子之后,便会变得惊恐不安,她对丈夫的要求也会变得过分。她会一直处于焦虑状态,想让他经常呆在家里;她会干扰丈夫的工作,把偶尔发生的小事当成多么不得了的大事;她还会经常让他帮她做这做那,以至使他无法在家里呆下去。

如果妻子爱她的丈夫,她就会想丈夫之所想:她是否会愉快地接受怀孕和做母亲的义务,这要看丈夫对此是感到骄傲,还是感到烦恼。有时,想要孩子是为了加强私通或婚姻关系,而母亲依恋孩子的程度,则取决于她的计划是成功,还是失败。即使她对丈夫怀有敌意,其处境将仍然可以是不同的;她可能会给孩子以强烈的专注,不许丈夫插手孩子的事,或者相反,她会对孩子表示憎恶,认为他是她极其讨厌的男人的后代。新婚之夜的粗鲁行为,可能会让此时怀上的孩子在出生前后都受到憎恶。托尔斯泰的妻子在日记中写道,她第一次怀孕使她在身心上都处于病态,这反映了她对自己丈夫的矛盾情感。

但怀孕首先是女人本人身体里演出的一场戏剧。她觉得这既是一种丰富又是一种伤害;

胎儿是她身体的一部分,又是靠她的身体喂养的寄生物;她既占有它,又为它所占有;它象征未来,当怀上它时,她觉得自己和世界一样浩瀚;然而也正是这种富足消灭了她,她觉得自己现在什么也不是了。新的生命即将出现,并将证明它自己有权独立存在,她为此而自豪;

但她也觉得自已被抛来抛去,是被动的,成为黑暗力量的玩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孕妇身体处于超越状态时,她又感到这个身体是内在的:它呕吐、不适,对自身进行攻击;它不再为自己而存在,所以它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大。工匠和行动者的超越性含有主观性因素;但做母亲时主体客体的对立却不再存在;她和消耗她的孩子构成一体,形成为生命所摧垮的一对儿。孕妇成了大自然的俘虏,她是植物和动物,是储备着的胶质,是孵卵器,是卵子;她把为自己有年轻平直的身体而骄傲的儿童吓破了胆,也引起年轻人的轻蔑嘲笑,因为她虽是一个人,是一个有意识的自由人,却变成了生命的被动工具。

通常生命只是生存的一个条件;它在妊娠期仿佛是有创造性的;但那是一种奇怪的创造,因为它以偶然和被动的方式完成。有些女人会从怀孕和哺乳当中享受到极大快感,以至希望它们能够无限地重重下去;一旦婴儿断乳,这些母亲便会有一种受挫感。这种女人与其说是母亲,不如说是受孕体,和高产的家禽没有什么两样。为了发挥她们的肉体功能,她们迫切要求牺牲自己的行动自由:她们觉得,她们生存的正当性,通过自己身体的被动生育力,得到了稳固证明。如果肉体完全是被动的、惰性的,它便不能体现超越,哪怕是以退化的形式;

它将会是迟钝的、无生气的;但当生殖过程开始时,这个肉体就会变成根茎、源泉和盛开的花朵,显现出超越性,呈现出一种面向未来的骚动,尽管同时它仍是一种粗俗的和现在的现实。女人以前在幼年断乳时所经历的分离,现在得到了补偿;她重新投身于生命的主流,再度同事物的整体,同无限的世代之链中的一环,同借助于另一个肉体并为这个肉体而存在的肉体,结合起来。当母亲感到自己在怀着沉甸甸的孩子时,或者当她把他紧搂向自己隆起的乳房时,她实现了在男性怀抱中所追求的(又很快得而复失的)融合。她不再是一个屈从于主体的客体,也不再是一个受与自由相伴的焦虑折磨的主体,她与那种暧昧的现实(生命)

联为一体。她的身体终于属于她自己,因为它是为孩子存在的,而孩子是属于她的。社会承认她拥有占有权,而且赋予这种权利以神圣的性质。她的胸脯,以前只有性爱的特征,现在成为生命之源,可以自由地袒露;就是宗教图画,也在向我们展示圣母玛丽亚坦胸露乳地哀求她的儿子拯救人类。随着母亲对自我的放弃,被她的身体和她的社会尊严所异化,她产生了愉快的幻觉,觉得就地本身而言,就某种价值而言,她是一个人。

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幻觉。因为她没有真的创造婴儿,他在她的身体里自己创造自己;

她的肉体所产生的仅仅是一个肉体,她根本不能够确立一种生存,这种生存只能自己确立自己。源于自由的创造行动,把客体确立为价值,赋予它以主要者的特性;而母体中孩子的生存正当性,却未得到这样的证明;他始终只不过是细胞的一种自然增殖,是自然的一种残酷事实,和死亡一样是依环境而偶发的,并且在哲学上与死亡是对应的。母亲有自己想要孩子的种种理由,但她不可能给这个独立存在的人(他明天即将存在)以他自己的生存理由,给他以生存正当性的证明;她是把他作为她的一般化身体的产物,而不是作为她的个体化生存的产物,将他生出来的。柯莱特·奥德里的女主人公就很懂得这一点,她说:

我从不认为他会给我的生活带来意义……他的生命是在我的身体里发生的,所以不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必须让他发育到一定的期限,绝不能仓促行事,哪怕这意味着我死。后来他出世了,是我把他生出来的;于是他好像是我生活中的可能做完的一件工作……但他毕竟不是那么回事。

在某种意义上,化身之谜在每个母亲身上都重复着;每个出世的孩子都是被造成人的神:

除非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他不可能将自我实现为一个有意识的自由人;母亲参与制造了这种神秘,但她未能控制它;这个发育于她的子宫的人,最后将会有怎样的真正本性,是她所不能影响的。她用两种相互矛盾的幻想表现了这种不确定性:每个母亲都认为她的孩子会成为英雄,因而一想到生出一个有意识的自由人,就会感到不可思议;但她也害怕生出一个有缺陷的人或怪物,因为她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个肉体是否幸福要取决于环境,因而是偶然的——而且这个在她身体里住着的胎儿,只不过是一个肉体。有时这种那种神话令她感到困惑;

但女人屡屡在这两种矛盾的幻想之间摇摆不定。此外她也感到另一种含糊性。由于卷入了物种的大循环,她不顾时间和死亡去肯定生命:她由此看到了不朽;但她通过自己的肉体也感到了黑格尔的话的真实性:“孩子的出生就是父母的死亡。”黑格尔还说,孩子正是“那种外在于他们的爱情之物”,反之,孩子将“在同自身根源的分离过程中”获得他自己的存在,“而在这分离过程中,那根源将找到它的终点”。对于女人来说,她自己的这种投射,也是她死亡的预兆。每当想到分娩,她就会产生一种恐惧感,她在这时表现了这种真实性:她担心这会意味着她自己生命的丧失。

怀孕的含义是如此暧昧,当然女人会对它采取一种矛盾态度;而且她的态度会随着胎儿发育的不同阶段而变化。首先应当强调,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婴儿并不存在;他还只不过是一个想像中的存在;即将做母亲的女人,可以默默地想着这个几个月后就要出世的小家伙,可以忙个不停,为婴儿准备摇篮和其他一切用品;她所具体感受到的只是,发生在她身体里的紊乱的机体现象。某些主管生命和生育力的高级祭司神秘地宣称,女人通过她所感受到的某种快感可以得知,男人刚才已经让她受孕:这种神话应当予以抛弃。她在这种事发生时根本没有什么可靠的直觉,后来只能从多少是无法确定的某些迹象来进行推测。她的月经停止了,她变胖了,她的乳房变得又大又娇嫩,她头晕和呕吐;有时她只是以为自己生了病,医生则向她讲明了她的实际情况。然后她才知道她的身体注定要超越它本身;源于她的肉体但又和她的肉体不相干的那个生长物,在她的身体里回复一日地变大;她成了把本身的神秘法则强加于她的物种的猎物,通常这种对陌生的外在力量的屈从使她感到恐惧,这种恐惧表现在清晨的不适和呕吐。这部分是由于此时胃分泌液的变化引起的;但若是这一反应不曾为其他哺乳动物所经历,因而对女人是一种重要的反应,那么其产生的原因便是心理性的;它表明了人类女性中的物种与个体冲突的激烈程度。即使女人非常想有一个孩子,她的身体在被迫经历生殖过程时,也会进行激烈的反抗。斯特克尔说,“在神经性焦虑的情况下”,孕妇的呕吐总是表明对婴儿的某种拒绝态度;如果女人基于往往是难以言状的理由,采取敌视态度,消化系统的毛病就会被夸大。

海伦·多伊奇说:“精神分析学告诉我们,呕吐作为怀孕的口部征兆,其在心理上的加剧,只有在口部的排他倾向伴随着对怀孕或胎儿的敌视情绪时才会出现”;她还说:“怀孕时呕吐的真正含义,往往和少女歇斯底里呕吐的真正含义完全相同,少女的这种呕吐是因无意识的怀孕幻想引起的。”这两种情况都是古代口中受孕观念的再现,孩子们常常接受这样的观念。

幼稚的女人尤其和过去一样认为,怀孕是一种消化器官的疾病。海伦·多伊奇举了一个病人的例子,这个病人小心地检查自己是否吐出了胎儿的碎片,虽然她也知道这种无法驱逐的想法是荒唐的。病态的饥饿,没有食欲,以及厌恶的感觉,都同样表明了想保留胎儿和想摧残胎儿两种希望之间的犹豫不决。我曾认识一个年轻女人,她同时患了过度呕吐和严重便秘症;

她主动和我说,她有一种模糊的念头,又想打掉胎儿,又想逼迫自己保留胎儿,这和她的自觉愿望相吻合。

阿瑟博士(Dr,AIthuS)在他的《婚姻》一书中描述了一种情况,简述如下:

T夫人出现了严重的怀孕紊乱,并伴有失控性呕吐……她的情况十分紧急,必须建议她进行治疗性堕胎……病人对这种想法十分不安……所做的简要分析表明,T夫人下意识地把自己认同于以前的一个校友,这个校友曾在她的感情生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因为第一次怀孕而离开了人世。一旦把这一背景引入意识,症状便消失了;两个星期后她仍在呕吐,但不再有危险。

便秘、腹泻以及排他性努力,始终是欲望和焦虑的同一种混合体;有时它的结果是流产:

几乎所有的自然流产都有心理上的根源。上面提到的种种紊乱越是受到强调,女人就越是会认为它们是重要的,就越是会以自我为中心。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孕妇的众所周知的特殊欲望,是一些无知的、被随心所欲保持着的魔念;在受孕与营养相关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它们总是涉及到要吃的东西;孕妇一感到身体不舒服,就会产生时常是无法摆脱的欲望,就会表现出这种奇怪的感觉,这种情形在心理紊乱时也常常发生。这种欲望的滋生是一个传统问题,正如歇斯底里的滋生也是一个传统问题;孕妇希望有这种欲望,她始终留心着这种欲望,她虚构着这种欲望。我听说一个年轻的未婚孕妇,她想吃菠菜想得发疯,便跑到市场上买了一些,在等着菠菜做熟时急得直跺脚。她用这种方式表现了她对孤独的焦虑;由于她知道只能依靠自己,她迫不及待地忙于满足自己的欲望。阿伯兰特公爵夫人在回忆录中饶有风趣地描述了这种情况,孕妇的这种欲望显然是由周围人的暗示引起的。她抱怨说,她怀孕时,周围的人对她关心得太过分了:

“这些照顾和善意的关心加剧了不适、呕吐、神经质以及其他许多几乎总是随着初次怀孕而来的痛苦,我就是这样认为的……有一天,我和母亲一起吃晚饭,是她开的头……‘天哪!’她突然大叫道,‘天哪!我忘了问你特别想吃什么东西。”’“可是我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我回答。“你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我母亲吃惊地叫道,“什么都不想吃?!但这种事还没有听说过。你肯定是搞错了。

你还没有注意过。我要对你婆婆说说这件事。”

于是我的两位母亲在一起商量。朱诺也担心我会给他生下一个长着野猪脑袋的孩子……他每天早上问我:“劳拉,你想吃什么?”我丈夫的姐姐也在旁边附合著……她说,她见过数不清的人都是因为吃不到想吃的东西才变丑的……我终于吓坏了……我挖空心思地想我到底最想吃什么,可竞一样也想不出来。有一天我正在吃菠萝饼时,终于想到菠萝是我最想吃的东西。我一深信我想吃菠萝,便首先感到一种强烈的欲望,这种欲望由于我发现它们还不到季节而增强。

啊,当时我觉得,那种疯狂欲望使你感到,如果得不到满足你会死掉。[菠萝总算搞到了,并且端到了我的面前。我推开了盘子。“我不知道我出了什么毛病,反正不能吃菠萝。”……他们只好把盘子端走,还把窗户打开,在我的房间撒了香水,以便把那种突然令我十分厌恶的气味除得一干二净。最让人奇怪的是,此后若不是实际上在强迫自己的话,我再也不能够吃菠萝了。

最受人关心或最自我关注的女人,是那些最大量地显示病态征兆的人。那种最容易度过怀孕磨难的人,一方面是些完全献身于生殖功能的主妇,另一方面是些有男人味儿的女人,她们对自己的身体冒险并不感到特别恐惧,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心甘情愿地度过去,觉得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德·史达尔夫人在度过怀孕期时就像在经历谈话似的轻松自如。

随着怀孕的进展,母亲与胎儿的关系也在变化。胎儿被牢牢地固定在母亲的子宫;两个机体相互适应;发生在两者之间的生物学交换,使女人能够重新获得平衡;她不再觉得自己是被物种占有,而是她占有了她身体的果实。在最初几个月,她仍是个普通女人,尽管她体内的那种神秘活动一直在持续;后来大家公认她是一个要做母亲的人,她的虚弱只不过是她的荣耀的另一方面。当她的虚弱变得日益明显时,一切都得到了谅解。许多女人发现,怀孕后期她们的心情平静得出奇:她们觉得自己的生存正当性得到了证明。她们以前总是感到有一种想观察自己、想检查自己的欲望;但出于社会礼仪,她们总是不太敢自由地放纵这种好奇心。现在这则成为她们的权利;她们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孩子做的。人们不再要求她们工作或作出努力;她们也不再非得去考虑别人的事情不可;她们对未来的梦想,使此时此刻有了意义;她们只须让自己活着;她们在度假。

孕妇的——[存在理由〕就在那里,在她的子宫里,并赋予她以丰富多彩的完美意义。

海伦·多伊奇的一个病人说:“它犹如冬天一直在燃烧着的炉子,呆在那里只是为了你,完全服从你的意志。它也像夏天不停喷出冷水的淋浴,令人感到清爽。它就在那里。”于是,随着自我实现,孕妇也产生了一种满足感,她觉得自己是“令人感兴趣的”,是从少女时就强烈希望成为的某个要人;作为妻子,她因依附于男人而每况愈下;现在她不再作为性的客体进行服务,但她仍然是物种的化身,她象征着生命的希望,永生的希望。周围的人尊重她;她的任性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如我们所见,这是鼓励她发明“欲望”的原因。海伦·多伊奇说,“怀孕使女人有可能让在其他场合似乎是荒谬的行为变得合理。”由于她子宫里另一个人的存在,证明了她生存的正当性,她终于有了特权,使她完全是她自己。

柯莱特在《晚星》中描述了她自己的怀孕过程:

不知不觉地,慢慢地,女人对怀孕的幸福感传遍了我的全身。我不再感到任何不适,任何痛苦。幸福感,满足的愉快呻吟——我该用怎样的科学的或普通的字眼来称呼这种庇护感呢?这种情感肯定是绝对势不可挡的,因为我至今没有忘却。我讨厌隐瞒我过去未曾注意到过的这种感觉——这就是自豪感,庸俗的崇高感。当我的果实日渐成熟时,我享受到了这些感觉……每天晚上我都向我生活的一个美好时光道个小别。我十分清楚,我回顾这段时光时会感到遗憾。但兴奋、满足和幸福淹没了一切,驾驭我的是温柔的动物性,因体重增加而产生的惰性,在我身体里发育的小东西发出的无声要求。

第六个月,第七个月……第一颗草莓,第一朵玫瑰。除了漫长的假日,我又能把我的怀孕称作什么呢?分娩的阵痛已被忘却,但漫长、美好至极的假日却没有被忘却:这一切我全都记得。我尤其记得闲暇时我昏昏欲睡的情景,我觉得我又回到了童年,特别想在地上、草坪上、温暖的大地上睡上一觉。这是我唯一的“渴望”,而这种渴望是有益健康的。快分娩时,我就像是一只偷了鸡蛋想溜走的老鼠。我感到不便,变得非常疲倦,连床都上不去了……虽然我觉得笨重和疲倦,我的假日仍在继续。我得到了不少特权和关心的保护。

柯莱特告诉我们,她的一个朋友称这种愉快的怀孕,是“男人怀孕”。事实上,她似乎是这种女人的典型:她们能够勇敢地承受自己的状况,因为她们对这种状况并不全神贯注。同时她作为作家,也在继续从事自己的工作。“婴儿发出指示,他才是最重要的,于是我把笔帽套在了钢笔上。”

其他女人的心情则比较沉重;她们不断思索着她们新的重要地位。哪怕受到点极小的鼓励,她们也会在自己身上复活男性神话:她们用生命繁殖的黑暗,去对抗精神之光;用神秘的内在性,去对抗清晰的意识;用不遂人意日益膨大的沉重腹部,去对抗含义丰富的自由。

要做母亲的女人,觉得自己和土壤与草地。根与茎是一体的;她睡着时,她的睡眼就像骚动世界的苍茫浑沌的睡眠。有些人比较能忘却自我,她们尤其喜爱长在她们身体里的那个有生命的小宝贝。在塞西尔·索瓦热的诗歌《芽之灵》中表现了这种喜悦:

你属于我犹如黎明属于平原,我的生命包围着你,犹如温暖的羊毛,你娇嫩的肢体在这儿悄悄地长大。接着是:

萌发的小生命连着我的精华,我用自己的一片心做成你的心。

她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

真奇怪,我觉得我好像在参与形成一颗极小的行星,在塑造这脆弱的天体。我离生命从来没有这样近过。我从未如此清楚地感到,我是大地的姐姐,与它的草木和旺盛生命力联为一体。我的双脚踏在大地上时,仿佛它是个有生命的东西。我在光天化日之下梦见长笛、苏醒的蜜蜂,还有露水,因为他在我腹中踢腾和骚动。你怎么会知道这个萌动的生命,是怎样用春季的清新和青春的活力充实了我的心!想一想吧,这就是皮埃罗的,J、生命,在我腹内的黑暗中,这个小生命正在让和他一样的无限深沉的两个大眼睛完美起来。

另一方面,那些本来就乐于讨好男人的女人,那些基本上把自己看做性的客体的女人,那些热爱自己形体美的女人,当她们看到自己的身体在变形、变丑,不再能引起男人的欲望时,便会深深地感到苦恼。她们会觉得怀孕根本不是度假,不是丰富,而宁可说是自我萎缩。

伊莎多拉·邓肯就这样写道:

孩子现在越来越表现自己了。看到我大理石般美丽的身体变软了,变弱了,变横了,变形了,真让人感到吃惊……我在海边漫步时,有时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感和威武感,我觉得这个小东西将是属于我的,唯一属于我的,但也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落入可怕的陷阱,是个非常可怜的动物……我有时充满希望,有时又十分绝望,常想起我这一生的经历——我的童年,我的少女时代,我在遥远国度的遨游,我的艺术发现,这些作为遥远的膝跪的序幕,把我渐渐地引到了这一天——孩子出生之前。一个农妇能有什么呢?……各种痛苦和恐惧开始向我袭来。我徒劳地告诉自己,每个女人都会有孩子……在人生的旅途中这就是一切,等等。不过,我还是感到害怕。怕什么呢?当然不是怕死,甚至也不是怕痛苦——一种我闻所未闻的莫名的害怕……我惊异地注视着我可爱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膨大了……我那可爱的年轻身材哪里去了?我的报负哪里去了?我的名气呢?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感到悲哀和沮丧。这种同巨大生命的比赛进行得太过分了。但当时我也想到随着孩子即将出世,所有这类痛苦都会消失的……我在那天晚上小心地等待着那不堪忍受的时刻……为了母亲的光荣,我们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啊!

在怀孕的最后阶段,母子有了分裂的迹象。对孩子的第一个动作,对世界人口发生的朝着子宫壁(它使他与世隔绝)的踢腾,女人有着各种各样的感受。对这种预告一个独立的生命即将出现的信号,有的女人感到无限的惊奇,有的女人则可能对腹中的陌生人感到厌恶。

胎儿与母体的结合又一次受到干扰:子宫下垂,孕妇有一种受压迫、紧张和呼吸困难的感觉。

这时,她并不是为一般物种所占有,而是为即将出世的婴儿所占有;在此以前,他一直只是一个心理形象,一种希望;现在,他变成了一种眼前的坚固现实,而这种现实造成了新问题。

每一种转变都会带来极大的焦虑,分娩尤其令人惊恐不已。每当孕妇临产时,她童年的各种恐怖都会重现;如果有罪感使她认为母亲在诅咒她,她会确信她将死去或者孩子将死去。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就把年轻的丽丝描写成这类幼稚的女人:她们把分娩看成死刑判决;而事实上她也确实是在这时死去的。

分娩在不同情况含义大不相同:母亲既希望能保存这个作为她自我的一部分的可爱而又可贵的肉体,又希望能摆脱这个入侵者;她希望梦想终于能在她身上成为现实,但又害怕实现母性会带来新的责任。两种欲望都占支配地位,但她常在两者之间烦恼不已。在临近这种令人不安的灾难时,她往往也会表现出三心二意:她想向自己和周围的人——她的母亲,她的丈夫证明,她能够独自闯过难关;但她同时也会由于自己所遭受的痛苦,由于极其不满意自己仍然是被动的,对这个世界,对生活,对她的家庭恨恨不已。有独立性格的女人——主妇或男人气的女人,在快要分娩乃至分娩时,会愿意扮演主动角色;性格很幼稚的那些女人,由于被托付给助产士或母亲,将会是被动的;有些人会对没有大哭大嚎感到骄傲;也有些人会拒绝服从任何指挥。

总之,我们可以说,女人通过这种危机表明了她们对一般世界,对她们变成母亲的根本态度:她们也许是能吃苦的,听天由命的,苛求的,专横的,反抗的,被动的,或紧张的。

这些心理倾向,会对整个怀孕过程以及对分娩的困难程度,产生巨大影响(当然分娩也受纯机体因素的影响)。耐人寻味的是,女人和某些雌性家畜一样,在履行大自然分给她的功能时,需要得到帮助;有些在艰苦环境里生活的农妇和羞于见人的未婚母亲,是独自完成分娩的,但她们的这种行为,也经常导致婴儿的死亡和母亲的不治之症。女人就是在实现她的女性命运时也还是依附的:这再一次证明了,在人类当中,自然功能同人为作用根本不可能完全分离。在自然情况下,女性个体利益与物种利益的冲突十分激烈,它常引起母亲或孩子的死亡:

正是由于人为的干预,药物的或外科手术的,才减少了乃至近乎消除了以往屡屡发生的不幸。

麻醉技术使圣经的这句话大为失效:“你将在悲痛之中生下孩子”;采用这种技术,在美国已经很普遍,在法国也开始普及;由于1949年5月通过的法律,采用这种技术在英国已成为义务。还很难确定使用这种技术以后,女人的痛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解脱。实际上,分娩时间从两三小时到24个小时不等,不可一概而论。对于有些女人,分娩简直就是一种殉难。

伊莎多拉·邓肯的情况就是如此;她的整个孕期是在烦恼中度过的,她的分娩痛苦由于心理障碍而加剧。她这样写道:

就说西班牙的宗教审判吧!没有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会对此种审判感到恐惧。相比之下,这只不过是个温和的游戏。无情而又残酷,明知道无法摆脱却又无人怜悯,这个可怕的无形的精灵紧紧把我抓住,在持续的抽搐中,把我的骨肉撕开。人们都说这痛苦很快就会淡忘。而我的全部回答却只能是,只要我闭上眼睛,就又会听到我当时发出的嚎叫声和呻吟声。

相反,有些女人认为这种折磨还是比较容易忍受的。少数人从中得到肉欲的快感。前面所提到的斯特克尔的那位病人,她就在自述中写道,她是一个性欲十分强烈的人,以至分娩对她也是一种性行为。有一个十分有魅力的护士来为她洗澡和冲洗,她觉得高度兴奋,一阵紧张。

也有些女人说,分娩让她们感到有创造力;她们的确是自愿完成这项富有成效的任务的。

与此完全相反,许多人则觉得自己是被动的——是受苦受难的工具。

母亲与新生儿的最初关系,也同样因人而异。有些女人因感到腹中空虚而痛苦:她们觉得她们的宝物被人偷走了。寨西尔·索瓦热在诗中表达了这种感觉:“我是蜂巢,群蜂离我而去”;还有:“他出生了,我失去了我可爱的小家伙,现在他出生了,我却感到孤单了。”

然而,所有的年轻母亲同时也都会感到一种极大的好奇。能够看见和抱着一个在自己身体里长成并由自己生出的生命,这真是一个不曾见到过的奇迹。但是,在把新的存在带到世界上的这一非同寻常的事件中,母亲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她并不晓得。要是没有她,新生儿就不会存在,可是他却离开了她。眼看着他出世,和她断绝了关系,她非常忧郁。而且她几乎总是失望的。女人很想让这个新出生的人确实属于她,犹如她的双手确实属于她;但他的各种感受却被他牢牢地封锁起来,他是不透明的,不可入的,自成一体的;她甚至不承认他,因为她不了解他。她独自经历了怀孕的过程:她和这个陌生的小东西没有共同的过去。她希望她能够马上熟悉他;但事实却不然,他是个新出现的人,她对接受他时表现出的冷淡感到吃惊。在她怀孕时的幻想中,他是一个有着无限的可能性的心理形象,母亲在考虑着享受做母亲的未来;现在他却是一个有限的小个体,而且呆在那里实际上是——依附的、娇嫩的、苛求的。在他终于来临给她带来的由衷快活中,夹杂着一种遗憾:她发现他不过如此而已。

分娩以后,许多年轻的母亲通过哺乳,同婴儿重建了类似动物的亲密关系;这比怀孕更累人,但使哺乳母亲可以延长度假的状态,可以享受到怀孕时所享受的平静与充实。柯莱特·奥德里谈到她的女主人公们时说:

给孩子喂奶时,她当然不可能做别的事情,喂奶也许要持续一段时间;她甚至不去想以后该做些什么。她只须等待,直到他像一个蜜蜂似的离开她的乳房。

但有些女人不能哺乳,在发现同婴儿的明确的新联系前,她们一直保持着最初那种令人吃惊的冷漠态度。柯莱特的情况便是如此,例如她不能给她刚出生的女儿喂奶,她在《晚星》中以惯有的真诚态度,描写了她开始做母亲时的感觉:

于是我开始仔细端详闯进家来的这位不速之客……在我凝视的目光中会含有深深的爱吗?恐怕还不能这么说。我的确习惯于对什么事都感到好奇——现在仍然如此。所以,我对这个集壮观之大成的刚出世的孩子感到不胜惊奇:她的指甲,如粉红河虾凸壳一般透明,她的脚掌,还未落地就来到我们这儿。她的睫毛如羽毛般轻盈,垂落在她的双颊上,她的眼睛仿佛在大地景物和淡蓝色的梦之间。她的小小的性器官,犹如有浅浅沟纹的杏仁,两瓣嘴唇闭合。但我却无法为这种我常发出的赞叹起个名称,我不认为这就是爱。我观察着,等待着……从这我在生活中盼望已久的注视中,我并未产生一般入了魔的母亲的那种警觉和竞争感。我不知道那个信号——它对于我来说,将预示着迈进生活的更为困难的第二阶段——何时会出现?我不得不得出结论说,通过多次叮嘱、潜在的嫉妒骚动、错误的乃至正确的事先警告,通过洋洋得意地控制我低三下四地创造出来的生命,通过我想一本正经地教训别人的多少有点虚伪的意识,我总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平常的母亲。到目前为止,只有当她甜蜜的小嘴吐出清晰的话语时,只有当意识、顽皮乃至亲情使一个与其他孩子无异的孩子变成一个女儿,而且由一个女儿变成我的女儿时,我才能恢复平静!

也许许多母亲都会对承担新的责任感到惶惶不安。这样的女人在怀孕时完全听任肉体的摆布,不要求有任何主动精神。而今她面对着一个有权要求得到关心的人。有些女人依旧快快活活,无忧无虑,她们住院的时候,愉快地爱抚着自己的孩子,但回家后却把孩子视为一种负担。甚至连哺乳也不能给这种女人带来任何快意;相反,她担心这会毁掉她的胸脯;她怨恨地感到自己的乳头给弄破了,乳腺给弄疼了,让孩子吸吮伤害了她;她觉得孩子吸走了她的力量,她的生命,她的幸福。孩子让她处于苛刻的奴隶地位,不再是她的一部分:他似乎是个暴君;她对这个陌生的小家伙,这个个人产生了敌意,因为他威胁了她的肉体,她的自由,她的整个自我。

这里涉及到许多其他因素。女人与她母亲的关系仍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海伦·多伊奇提到这样一个实例,有个年轻的哺乳母亲,每当她的母亲来看她时,她便不来奶水;她紧张不安,就像学生上考场似的。年轻的母亲常常要求得到帮助,但她对别人照料这孩子又感到嫉妒,因而显得很不高兴。她同孩子父亲的关系,以及孩子父亲对此的感觉,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综合经济和感情方面的复杂原因,孩子可能会成为负担和障碍,也可能会被当做宝贝,成为获得自由和保障的手段。有时敌意变成公开的仇恨,通过极端忽视和虐待表现出来。

通常,母亲会念念不忘自己的责任,努力抗衡这种敌意;她的内疚感引起一种焦虑状态,这是孕期忧虑的继续。精神分析学家们认为,母亲如果总也摆脱不掉想伤害孩子的念头,如果臆想会发生可怕的意外,那么她们就会把孩子当成敌人,强迫自己对他们进行压制。

这个事实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引起注意,并使母子关系明显有别于其他任何人际关系:

婴儿最初并没有积极参与这种关系——他的微笑,他的呀呀学语,除了母亲所赋予的无任何其他含义;不论他是显得迷人、无与伦比,还是显得讨厌、平庸和可恨,这都要取决于她,而不是取决于婴儿。这就是为什么冷漠。不满和阴郁的女人,若是想通过孩子获得一种伙伴关系、一种温暖、一种刺激,借以摆脱自我,其结果总是大失所望的原因。和青春期、性发动和婚姻的变化一样,做母亲的变化,在希望以外部事件更新自己的生命。从而证明生命的正当性的那些人身上,也会引起深深的失望感。索菲娅·托尔斯泰写道,那9个月在她的一生中是极其可怕的,至于第十个月,谈得越少越好。她在日记中枉费心机地想表现出一种传统的快活,但我们看到的却是她的悲伤,她对新责任的忧虑,尽管她发誓说她有强烈的母爱,还说她爱自己的丈夫,因为孩子是属于他的。但是很显然,她如此炫耀她对丈夫的爱,仅仅是因为她其实并不爱他。这种厌恶实际上反映在她在不情愿的拥抱中所怀上的孩子身上。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描述了一位年轻母亲的含糊态度,她喜欢她的丈夫,但讨厌和他拥抱。她对孩子很有感情,同时却有一种空虚感,她忧心忡忡地把这种空虚感看成是彻头彻尾的冷漠。琳达悠闲地躺在花园里,旁边紧靠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她想起了她的丈夫斯坦利。

是啊,她嫁给了他。更重要的是她爱他。不是大家所见的那个斯坦利,不是平常的那个斯坦利,而是胆怯、敏感、无知、每天晚上都跪着祈祷的斯坦利……但麻烦的是……她很少见到她的斯坦利。倒是有过宁静的目光,宁静的片刻和瞬间,但其余一切时间,好像都是住在常常着火而又无法避免的房子里,坐在天天遇难的船上。而大难当头的总是斯坦利。她的整块整块的时间都花在让他得救、恢复和安静上面,花在倾听他的故事上面。剩下来的时间则在生怕怀孕中度过……说生儿育女是女人的共同命运倒是满动听的。但并不对。例如她就能证明那是错的。由于分娩,她被拖垮,变得衰弱,失去了勇气。倍加难以忍受的是,她并不爱自己的孩子。假装也没有用……

不,每当她踏上那可怕的旅途,它就好像一股寒风,吹得她周身寒彻;她实在没剩下什么温暖留给他们。

至于那个男孩子——啊,谢天谢地,母亲总算要了他;他是属于母亲的,或是属于贝里尔的,或是谁想要他,他就属于谁。她几乎从未抱过他。她对他非常冷淡,让他原封不动地躺在那里……琳达朝下望了一眼……

那笑是多么离奇,多么出人意料,连琳达自己也笑了。不过她控制住自己,对孩子冷冷地说,“我不喜欢小孩子。”

“你不喜欢小孩子?”男孩子不能相信她。“不喜欢我?”他傻乎乎地朝着母亲挥着胳膊。

琳达离开椅子,坐到草地上。

“你为什么老是在笑?”她声色俱厉地说,“要是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你就不会笑了。”……琳达对这个小家伙的自信十分惊讶……啊,不,还是真诚点好。这不是她的感觉;这是截然不同的某种感觉,十分新奇的某种感觉,十分……泪珠在她眼里滚动;

她轻轻地对男孩子说,“喂,我的小滑头!”

这些例子全都证明,根本不存在母性的“本能”:不管怎么说,反正“本能”这个词对人类不适用。母亲的态度,取决于她的整体处境以及她对此的反应。如我们刚才所见,这有无穷的变化。

然而,事实依旧是,除非环境十分不利,否则母亲会通过孩子丰富她的生活。在谈到一个年轻母亲时,柯莱特·奥德里说,她的孩子犹如她自己的生存现实的证据,通过他,她控制了一般事物,而最重要的是,她控制了她自己。作者通过一个女人说道:

他在我的怀中沉甸甸的,好像是世界最重的东西,达到了我力量的极限。他把我埋在寂寞和黑暗之中。他突然把整个世界的重量压在了我的肩上。那的确是我想要他的原因。我自己太轻了。

如果有些母亲只想多育而不肯尽母亲的义务,在孩子断乳或出生后对他失去了兴趣,只希望能重新怀孕,那么她们当中的许多人反倒会觉得,正是分离才会给她们带来孩子;孩子不再是她们本人的水乳交融的一部分,而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孩子也不再是隐隐纠缠她们的身体,而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在经历了分娩的痛苦以后,塞西尔·索瓦热用一首诗表达了她对母亲占有的快活,她称这个婴儿是她的“小情人”,她的替身,她可以非常幸福和兴奋地抱他,吻他,向他问好;他是她“用鲜血、欢乐和赤裸肉体做成的小雕像”。

有人再三坚持说,女人十分乐意通过孩子去得到阴茎的对等物,但这种说法绝对不准确。

实际上,成年男人不像童年那样,把他的阴茎当做奇妙的玩物,对成年人来说,它的价值在于它能够使他占有他想弄到手的客体。同样,成年女人所嫉妒的是男性所占有的猎物,而不是他用来占有的工具。孩子满足了在男性拥抱中所无法完全满足的那种攻击性的性爱:对女人来说,孩子相当于她可以让丈夫去找的、她本人又无法替代的情妇角色。当然,这种对应说法并不准确;每一种关系都是suigeneris[独特的],唯一的;但正如情夫从情妇身上所得到的那样,母亲从孩子身上也得到了肉体上的充实,这种充实不是在屈服中,而是在支配中得到的;通过孩子,她得到了男人想从女人身上想得到的东西:一个他者,他集自然和理智子一身,他是猎物又是替身。婴儿是全部自然的体现。柯莱特·奥德里的女主人公告诉我们说,她在孩子身上发现了“一种专为我的手指触摸准备的皮肤,它实现了我对一切小猫、一切花朵的期望”。孩子的肉体所具有的柔软而温暖的弹性,是女人小时候极欲从母亲身上、后来又极想在万物之中得到的东西。婴儿是植物和动物,他的眼睛是雨水和河流,是蔚蓝色的大海和天空;他的指甲是珊瑚,他的毛发长得如丝一般;他是个有生命的布娃娃,一只小鸟,一只小猫;“我的花儿,我的小鸡,我的羔羊”。母亲嘟嚷的几乎全是情人的语言,如情人似的急不可待地利用这种占有;她使用了同样的占有举止:抚摸和亲吻;她把孩子紧紧地搂在胸前,她让他在自己的怀抱中,在自己的床上得到温暖。有时这种关系有明显的性的性质。

在前面引自斯特克尔的那位母亲的自述中,她说她感到羞愧,因为她给孩子喂奶时带有性的色彩,孩子的触摸令她快活得发抖;孩子两岁时,他像个情人似的抚摸她,几乎不可抗拒,她不得不拼命地摆脱想玩弄他的阴茎的诱惑。

孩子长大一点以后,母性有了新的表现;最初,他只不过是个婴儿,与其他任何婴儿无异,他只是一般地存在,只是这个年龄层的孩子的一个标本;后来他一点一点地表现出个性。

十分专横的或肉欲十分强烈的女人,这时会对孩子逐渐冷淡;相反,其他一些女人(如柯莱特)这时会开始对她们的子女真正感兴趣。母子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孩子是替身,是alterego[第二自我],有时母亲很想把自己完全投射到他身上,然而他又是独立的主体,因而难以驾驭;他如今强烈表现出真实性,但在臆想中他又是未来的少年和成人。他是财富和宝藏,但也是她的负担和暴君。母亲从他那儿得到快活是一种慷慨;她必须通过服务、给予、和使他幸福,才能得到自己的快活,如柯莱特·奥德里笔下的母亲那样:

于是他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如人们从书本上读到的那样;但是,它之所以和书上所说的童年相像,是因为真正的玫瑰极像明信片上的玫瑰。而这种幸福是来自于我的,正如喂他的奶水也是来自于我的。

和坠入情网的女人一样,母亲也很乐意感到自己是不可缺少的;她的生存被她所满足的需要证明是正当的;但是,使母爱变得困难和崇高的是,实际上它并不含有相互性的意味;

母亲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不是男人、英雄或半人半神式的人物,而是沉沦于脆弱、依附于身体的呀呀学语的小人儿。孩子未占有过任何价值,他什么也不能给予,和他在一起,女人仍感到孤单;她不能期望她的给予能够得到回报,她要自己去证明这种给予的正当性。这种慷慨值得赞美,男人也会不遗余力地对她大唱赞歌;但是,当母性宗教宣布所有的母亲都是神圣的时,曲解便开始了。母亲的奉献有时可能是完全真诚的,不过这种情况十分罕见。母性通常是自恋、利他、懒散的白日梦、真诚、欺诈、奉献和玩世不恭的奇特混合。

在我们的文化中,孩子所面临的严重危险在于,受托养育完全没有生活能力的孩子的母亲,实际上几乎总是心怀不满的女人:她在性方面要么冷淡,要么未得到满足;在社会上,她觉得自己不如男人;她从未独立地把握过世界或未来。她想通过自己的孩子去弥补这一切挫折。人们要是清楚女人的目前处境使她的自我实现多么困难,她的心里孕育着多么多的欲望、反抗情绪和正当要求,就会知道让她去照料毫无自卫能力的孩子这种想法该有多么可怕。

她对布娃娃时而溺爱、时而折磨时,她的行为是象征性的;但在她的孩子面前,这种象征变成了严酷的现实。母亲打孩子并非仅仅在打她的孩子;在某种意义上,她根本没有打他:她是在对男人,在对世界,或在对她自己进行报复。这样的母亲往往会后悔,孩子也许不会有怨恨,但他确实受到了打击。

母性的残忍一面一直为人所知,但以前总是虚伪地认为这一面是属于残酷继母的形象,她在“好”母亲死后惩罚她的子女。近来的文学作品时常描写“坏”母亲,如果说这种类型有点例外,那是因为大多数女人的道德和端庄可以抑制她们的本能冲动;尽管如此,这种冲动仍然时常会在盛怒、打骂和惩罚等诸如此类的情况下突然爆发出来。和公然进行虐待的母亲一起出现的,还有许多特别任性和专横的母亲;她们把孩子时而当做布娃娃,时而当做顺从的小奴隶;如果虚荣,她们就会拿孩子去炫耀;如果嫉妒,她们就会把他藏起来。她们往往过分地期望她们的照顾会得到感激。当科内丽她夸她的孩子说“这是我的宝贝”时,她为后代树立了一个坏榜样;数不胜数的母亲希望重复这种骄傲姿态,毫不迟疑地把不能实现她们愿望的普通小人儿牺牲掉。她们想让他像或想让他不像她们的丈夫,或者希望他能够像其他她们所崇敬的亲属;她们想让他成为想像中的某个英雄。这种专制对孩子是有害的,而且总是令母亲失望。这种前面提到的教育上的固执,同反复无常的虐待往往交织在一起;母亲常借口“训练”孩子,原谅自己的勃然大怒;而她在这件事上的不成功,更增加了她的敌意。

另一种对孩子同样具有毁灭性的常见态度是受虐式的奉献,母亲心甘情愿地做子女的奴隶,以弥补自己的内心空虚,惩罚自己的难以启齿的敌意。这样的母亲焦虑得反常,不许孩子离开她的视线;她放弃了一切娱乐,一切个人生活,于是承担了牺牲者的角色;由于这些牺牲,她认为自己有权不给孩子任何独立地位。母亲方面的这种自我牺牲,很容易引起专制的支配意志;[悲哀的母亲〕以她的苦难锻造出了武器,用它疯狂地进行虐待;她所表现出的听天由命,使孩子产生了一种终身难以消除的有罪感:这一做法甚至比她表现出攻击性更为有害。孩子被掷来掷去,感到不知所措,防不胜防:时而拳打脚踢,时而泪流满面,使他形同于一个罪犯。

母亲的主要借口是,孩子根本不可能提供她从小就希望得到的幸福的自我实现;她由于自己受骗、孩子又天真的揭穿这一骗局而指责他。她以前的举止和拿布娃娃取乐无异;她帮助姐姐或朋友看孩子时无须负什么责任。但现在,社会、她的丈夫、她的母亲,还有她自己的自尊心,都坚持让她为那个陌生的小生命负起责任,仿佛这完全是她的事情。尤其是她的丈夫,他因孩子的过失而大发脾气时,简直就和因妻子把饭做糟了,或她的行为不检点面大发脾气时一样;他的无理要求常会对母子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一个独立的女人,由于她的孤独地位,由于她无忧无虑,或由于她在家有权威,在思想上将会平静得多;她不会像有的女人那样,屈从于专横的要求,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一律依从,而且还强迫孩子依从。

要把如动物生存一般神秘的、如自然力一般混乱无序的,然而又是人的生存,纳入预先构想的模式,是极其困难的。因此,人们既不能够像训练狗那样,无须交谈就对孩子加以训练,也不能够用成人的语言让他听明白道理;而孩子则利用了这种处境,他要么用动物般的抽泣或火气来答话,要么用傲慢的言辞去反抗约束。

这样提出的问题无疑具有挑战性,而有时间解决这个问题的母亲,将会喜欢她的教育功能:当安静地坐在公园时,她会发现孩子仍不失为偷闲的极好借口,就和怀孕时一样;多少有点孩子气的她,和孩子在一起时往往十分乐意显出天真的模样,重温她早年的游戏和语言,兴趣和快乐。但是当母亲忙着洗涮、做饭。照料另一个婴儿、上市场买东西、接待客人时,特别是当她为丈夫的事忙得不可开交时,孩子就只能是麻烦和累赘了。她无暇顾及去“训练”他;主要是防止他闯祸;他总是打破、撕坏或弄脏东西,常常危及物品和他自己;他总是忙个不停,哭哭闹闹,说这说那,吵得让人心烦。他依自己的需要有他自己的生活,而他的这种生活又打乱了父母的生活。父母的兴趣和他的兴趣并非紧紧咬合,这样便引起了各种麻烦。

他永远是一个负担。于是父母常常强迫他作出他不理解的牺牲:他要为他们的安宁平静作出牺牲,也要为他自己的未来作出牺牲。他很自然地要进行反抗。他弄不明白母亲试图向他作出的种种解释,因为她无法洞察他的意识;他的梦想,他的恐惧,他的摆脱不掉的念头和他的欲望,形成了一个她无法看透的世界:母亲只能从外部盲目地控制一个人,而这个人觉得她立下的规矩与他毫不相干,是一种荒谬的负担。

孩子长得大一点时,这种不理解依然存在:他步入了一个有趣的和有价值的世界,然而把母亲排除在外。特别是男孩子,他为自己的男性特权感到骄傲,蔑视女人的命令:她坚持让他做完他该做的事,但是她不知道该怎样做他的习题,或如何翻译拉丁文——她落在了他的后面。为了完成这出力不讨好的任务,有时母亲累得精疲力竭,伤心落泪。丈夫极少认识到这种难度:这是在试图控制一个你不能与他沟通、然而他又是一个人的人,在试图强行干预一个独立的陌生人的事,而这个陌生人又只能在反抗你时得到确定与肯定。

随着孩子的性别不同,这种处境也有所不同;尽管涉及到男孩子时处境更为困难,但母亲通常能够较好地适应。由于所谓的应当属于男人的威望,以及男人实际具有的优势,许多女人都更愿意要儿子。“生一个男孩该有多好啊!”她们说;我们已经看到,她们梦想生一个“英雄”,这个英雄显然应当属于男性。儿子可以成为男人中的领袖,成为士兵和创造者;他会让世界服从他的意志,而母亲也将分享他不朽的英名;他将给她带来她不曾建造过的房子,不曾开垦过的土地,不曾读过的书籍。通过他,她将占有世界一一区只有在她占有儿子的条件下。由此引出了她态度的矛盾性。

弗洛伊德认为,母子关系的矛盾心理最少;但事实上,女人做母亲时和结婚与恋爱时一样,对男性超越来取了一种暧昧态度。如果她的婚姻或爱情经历使她对男人怀有敌意,那么专横跋扈地对待还是一个孩子的男性,将会给她带来满足;她会用讥讽和无礼的态度去对待那个傲慢的性别。例如她有时会吓唬孩子说,若他不听话,就把他的男性标志割掉。即便是她比较谦卑和温和,把她的儿子作为未来的英雄来尊重,她也会被迫把他还原为目前内在的现实的他,使他名副其实地属于她:正如她把丈夫当做孩子对待,她也把她的孩子当做婴儿对待。这也太合理了,太简单了,以至无须再认为她想阉割自己的儿子;她的梦想是矛盾的:她想让他有无限的权力,可又想让他处在她的掌握之中;

她想让他支配世界,可又想让他跪在她面前。她鼓励他温柔、贪婪。慷慨、胆怯、安静,她不许他运动、结交伙伴,她让他缺乏自信,因为她让他为她自己而存在;但是,如果他同时不能成为一个冒险者、优胜者、她引以自豪的天才,她又会大失所望。她的影响无疑是常常有害的——如蒙特朗和其他作家所描述的那样。所幸的是,男孩子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逃脱这个罗网:传统和社会群体鼓励他这么做。母亲本人对此则听天由命,因为她十分清楚,同男人的斗争是一场不平等的斗争。让她聊以自慰的是,她扮演了[悲哀的母亲〕的角色,或者,她感到十分骄傲,因为她无疑生了一个征服她的人。

小女孩差不多把自己完全交给了母亲,因而母亲对她的要求也就多些。她们之间的关系更有戏剧性。母亲没有为女儿欢呼,因为她不属于那个优越等级的成员;她在她身上寻找一个替身。

她把她同自我关系的一切暧昧,全都投射到女儿身上;当这个alterego[第二自我]的他性、相异性逐渐被证实时,母亲便感到自已被出卖了。我前面说到的那些冲突,正是在母女之间有了恶化的表现。

有些对生活十分满意的女人,渴望女儿是自己的化身,或者至少在接受女儿时不感到遗憾;她们将会希望为孩子提供自己曾经有过的或曾经错过的机会;她们将会使她有一个幸福的少女时代。柯莱特为我们描绘了一位属于这种正常的、慷慨类型的母亲——茜多。茜多非常爱自己的女儿,但并不侵犯她的自由;她使她的生活充满了欢乐,但并不做任何苛求,因为她的幸福来自她的内心。有时也可能会碰到这样的母亲,她在把自己奉献给这个她借以辨认和超越自己的替身的过程中,最终将完全把自己投射到女儿身上;她完全放弃了自我,孩子的幸福成了她唯一的心事;她对待其余世界的态度,甚至可能是自私的、无情的。她所要冒的风险是,她可能让她所崇拜的人感到讨厌,如塞维涅夫人在女儿格里尼安夫人面前就是如此;女儿将会感到异常气愤,想摆脱这种实属专制的奉献;她这种努力很少会成功,她将一生处于未成年者的地位,而不敢正视自己的责任,因为她一直受到无微不至的监护。但是,首先是某种被虐狂型的母性,在威胁着要不顾一切压在少女身上。有些女人认为她们的女性气质是绝对祸根;这样的女人以一种自我赏识的受苦快活,希望女儿也能成为受害者,或者作为这样的受害者予以接受,同时又觉得让她出生是一种罪过。她对她自己所感到的悔恨和怜悯,通过女儿表现为无穷的焦虑;她将很难离开孩子一步;她将和她同睡在一个房间,这种情况会持续15到20年;小女孩将在永不满足的欲火中被毁掉。

大多数女人对她们的女性状况既需要又憎恶;她们经历这一状况时始终是怨恨不已的。

她们对自己性别的厌恶,很可能导致她们让自己的女儿接受男子教育,但她们极少有那样广阔的胸怀。为生了一个女人而烦恼的母亲,会用这种含糊的咒语来迎接她的降生:“你将是一个女人。”她希望弥补自己的劣等性,用一个被她视为替身的人,造出一个优越的造物;她还很想让她也遭受一下自己所遭到的损失。有时,她把完全属于她自己的命运,强加在孩子头上:“对我很有用的,对你也会很有用;我就是这么长大的,你应当分享我的命运。”另一方面,她有时却根本不允许孩子与她相像;她希望她的经历多少有点用,这是她得到第二次机会的一条门路。妓女把女儿送进修道院,无知的女人则让女儿去受教育。在S·德·泰瓦提的《窒息》中,母亲从女儿身上看到年轻人行为不规的可恶后果,她愤怒地警告说:

你可要听明白,要是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我可要同你一刀两断。至于我,我当年是不懂事的。罪过啊!稀里糊涂的,罪过啊!要是有个男人和你打招呼,别理他。继续走你的路,别回头。你听明白了吗?你可是得到事先警告的;那种事不应当发生在你身上,要是发生了,我可不会怜悯你,我会把你扔到阴沟里去的。

女孩子大一点时,出现了真正的冲突;如我们所见,她希望脱离母亲,形成自己的独立地位。在母亲看来,这是忘恩负义的典型表现;她处心积虑地挫伤女儿的逃避意志;她不可能容忍她的替身变成一个地人。女人只有在涉及到孩子尤其是女儿时,才能够享受到那种男人在女人面前所感到的绝对优越的快感;如果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特权和权威,她就会产生受挫感。不论母亲是慈爱的还是有敌意的,她的希望都会被孩子的独立地位所粉碎。她心怀双重的嫉妒:对世界的嫉妒,因为它夺走了她的女儿,以及对女儿的嫉妒,因为她在征服世界的一部分时,也夺走了她那一份儿。

这种嫉妒首先涉及到小女孩和父亲的关系。有时母亲利用孩子把丈夫束缚在家里;如果不成功,她当然会感到烦恼,但如果她的谋算成功了,她会立刻以相反的形式恢复她的童年情结:就是说,她会像从前对母亲发怒那样,对自己的女儿发怒;她怒不可遏,觉得自已被遗弃了,被误解了。有个法国女人,她嫁给了一个外国人,丈夫非常爱自己的女儿,于是有一天她怒气冲冲地喊道:“整天和外国佬呆在一起,这种生活我可真受够了!”

十分受父亲宠爱的大女儿,时常成为母亲迫害的特殊对象。她让她承担讨厌的家务,要她保持超出她年龄限度的端庄和稳重:她是一个竞争对手,因而将被当做成人对待;她也将不得不牢记,“生活可不是小说,不是安乐窝;你不能随心所欲,你活在世上可不能只图痛快”,等等。母亲还常常无缘无故地打她:“那是为了教训你。”首先她想表明,她现在仍在占上风——因为母亲最大的烦恼是,她无任何优势去反对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这种年龄的女孩子已经能够把家务做得很好,是个“十足的小妇人”;她甚至很愉快,甚至有好奇心和洞察力,这使得她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成年女人。母亲喜欢单独驾驭她的女性世界;她想成为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人物;而现在她却发现自己的地位被这位小助手贬低了,她成了只能发挥一般作用的人们当中的一员。如果她两天不在家,回来后发现屋里乱七八糟,就会严厉责骂自己的女儿;但是如果她发现没有自己时,家里的一切仍是那样地井井有条,她又会十分气愤,十分害怕。她不能容忍女儿真的成了她的替身,对她取而代之。

然而,若是女儿勇敢地表明自己是一个他入,一个独立的人,她就更加不能容忍。她一向讨厌那些帮助女儿反抗家庭压迫和“影响她的感情”的朋友;她对他们吹毛求疵,借口他们对她有“不良影响”,甚至不许她和他们在一起;任何影响,只要不是来自于她的,都是不良的,但是她对和她同龄的人——教师,小朋友的母亲,尤其有一种特殊的仇恨,因为小女孩和她们感情甚笃;她说这种感情是荒谬的,或是病态的。有时,孩子的欢乐、冒失、游戏和笑声都足以令她发火。这些若是男孩子所为,都很容易得到原谅,因为他们有男性特权,天生如此;况且她早就放弃了无望的斗争。但是,她的女儿,这另一个女人,为什么应当有她根本不具备的优势呢?她本人陷入“严肃”事务而不能自拔,所以,她嫉妒使女孩子逃避家庭烦恼的所有职业和娱乐;这种逃避暴露了她为之牺牲的所有价值都是虚假的。

孩子的年龄越大,母亲心中的积怨也就越深;她年年见老,但那个年轻的身体却在年年发育,蒸蒸日上;在母亲看来,展现在女儿面前的未来,正是从她那儿夺走的。这就是某些女人对她们女儿的初潮感到气愤的原因:她们嫉妒女儿今后会成为真正的女人。和大龄女人的周而复始、因循守旧的命运相比,这个新手还有无限的机会:正是这些机会引起了母亲的嫉妒和仇恨;由于她本人无法获得这些机会,她常试图减少和取消它们。她让女孩子一直呆在家里,监视她,专横地对待她;她故意让她穿得像个逃犯,不让她有任何闲暇时间。要是女孩子使用了化妆品,要是她“出去了”,她便会顿时火冒三丈;她对生活的全部积怨,现在都转向了这个朝着新的未来跃进的年轻生命。她极力羞辱这个少女,她嘲笑她的冒险,她不停地找岔子。她们之间常常公开宣战。通常年轻的一方会取胜,因为时间对她有利;但她的胜利带有虐待意味。母亲的态度会使她又反抗又懊悔;只要母亲一出现,她就会成为罪犯。

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有罪感,将会给她的未来带来多么沉重的负担。不管是否愿意,母亲最后都要承认失败;当她的女儿长大成人时,在她们之间会形成一种多少有点令双方都不自在的友谊关系。但一方会永远地失望和受挫,另一方则常常会认为她是该诅咒的。

后面我们将转而讨论老年母亲同她年长孩子的关系。但是显然,最初20年孩子在母亲的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从上述对这种早期关系的论述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两种流行偏见的危险性和虚伪性。

第一种偏见是,母性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使女人的生活得到报答。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回事。许多母亲是不幸的,怨恨的,不满的。托尔斯泰的妻子就是耐人寻味的一例;她被送上产床超过12次,然而她在日记中写下的却是天下万物的空虚和无用,也包括她自己。她提到过宁静与幸福的时刻,不过那是在她愉快地感到孩子们少不了她的时候,而且她也说到他们是她反对丈夫优越地位的唯一武器;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赋予她无聊的生存以意义。她时时感到她做任何一件事都能胜任,但是,除了照料孩子吃、喝、睡,她无任何事可做;本来会带来幸福的事,却令她感到忧伤。她衷心地希望能好好地把孩子抚养成人,但同他们没完没了的斗争,又让她感到烦躁和气愤。

母子关系是她整个生活的一部分,它取决于她同丈夫的关系,取决于她的过去,她的职业,以及她自己;把孩子当成普遍适用的灵丹妙药,既是荒谬的,也是一种有害的误解。这也是海伦·多伊奇在前面我多次引用的那部著作中所得出的结论。在这部著作中,她根据自己从事精神病学研究的经验,考察了母性现象。她赋予这项功能以十分重要的意义,认为女人通过它可以得到完全的自我实现——但条件是,它是被自由承担的,被真诚需要的;年轻女人的心理、道德和物质处境,必须使她有可能承受所要付出的努力;否则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尤其是,把怀孕推荐为治疗抑郁症或神经症的一种方法,这是在犯罪;这意味着母子两人都将面临不幸。只有十分正常、健康,并意识到自己责任的女人,才可以胜任做一个“好”母亲。

如我们所见,婚姻不幸的原因在于,两个人结合了他们的弱点,而不是结合了他们的强点——每一方都在向对方要求而不是在给予中获得快感。梦想通过孩子得到充实、温暖和价值,这更属欺骗,因为一个人无法为自己创造出它们;孩子只会给这样的女人带来快活:她能够做到大公无私,渴望别人幸福,她不专注于自我,在追求对她自己生存的超越。的确,孩子是人们可以有根有据地为之献身的一项事业;但是,它和其他任何事业一样,并非是对生存之正当性的现成证明;人们渴求它,必须是为了它本身的缘故,而不是为了虚假的利益。

斯特克尔说得好:

孩子不能替代人们失意的爱情,不能替代人们在生活中破灭的理想,他们不只是填补空虚生存的材料。孩子代表一种责任,一种机会。孩子是自由之爱树上长出的最高贵的花朵……他们不是玩物,也不是满足父母需要的或实现他们勃勃野心的工具。孩子代表义务;他们应当被抚养成人,成为幸福的人。

这种义务不是自然的:自然根本不可能支配一种道德选择;这意味着一种约定,一种要兑现的承诺。怀孕是在履行一项庄严的义务;如果母亲后来逃避了这个义务,她就是在对一种生存。一个独立的人犯罪;但是任何人都没有把这种约定强加于她。和夫妻关系一样,父母同子女的关系也应当是自愿的。说怀孕对女人是一项特殊成就,居其他一切成就之首,这也不对;人们在谈到女人时常说,她之所以轻浮,或好色,或是同性恋者,是“因为她没有孩子”;照此看来,她的性生活、她的目标,以及她追求的价值,都是为了替代孩子。实际上,这个问题本来就是含糊和无法确定的:人们同样也可以说,女人之所以想要孩子,是因为她缺少爱情,缺少职业,缺少满足同性恋倾向的机会。在这种伪自然主义之下,隐藏着一种社会的和人为的道德观念。“孩子是女人的最高目标”这句话只有广告价值。

第二个错误偏见直接隐含于第一个,它认为,孩子在母亲的怀抱中肯定是幸福的。的确,既然有关母爱的一切都不是自然的,也就无所谓“非自然的母亲”;但是,正因为如此,才有坏母亲存在。精神分析学宣布的一个事实是,孩子面临的危险,可能在于本身属于“正常的”父母。成年人的情绪、魔念和神经症,皆源于他们早年的家庭生活;本身固经常争吵和悲剧性场面而处于冲突之中的父母,对于孩子来说是个坏朋友。由于早年的家庭生活造成了很深的精神创伤,他们接近自己的孩子是通过情结和受挫形式表现出来的;而这种不幸的链条会无限延伸下去。尤其是,母亲的施虐一受虐狂心理给女儿造成了有罪感,这种有罪感又将表现为女儿对自己孩子的施虐一受虐行为,这种情况会如此反复,代代相传。

把轻视女人的普遍态度同给予母亲尊重轻易地协调起来的做法,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不许女人参加任何公务活动,把她排除在男性职业之外,断言她在所有需要付出努力的领域都是无能的,然后又把最精密、最重大的任务——塑造人,托付给她,这实在是荒谬绝伦。有许多女人,习俗和传统不允许她们受教育,不允许她们有文化,不允许她们有责任,不允许她们从事属于男人特权的活动,尽管如此,却又毫不迟疑地把婴儿放在她们怀中,就和在生活伊始,为了补偿她们较之小男孩的劣等性,把布娃娃送给她们一样。她们如今可以和有血有肉的玩具一起玩了。

为了抵御滥用特权的诱惑,女人非得要么幸福之极,要么做个圣人。孟德斯鸠的说法也许是对的,他说,最好把国务而不是家务交给女人;因为只要有机会,女人就会和男人一样有理性。有效率;通过抽象思维,通过计划行动,她最容易超越自己的性别。就目前而言,要她逃脱她身为女人的过去,取得对她的处境毫无用途的感情平衡,这是非常困难的。男人也是如此,他在工作中比在家中表现得更平衡,更有理性;他以数学的精确性认真筹划自己的业务,但是当他在家和妻子呆在一起时,当他“放松”时,他就会变得没有逻辑性、说谎和任性。她和孩子在一起时同样是“放松”的。而她的放松更加危险,因为她可以保护自己不受丈夫的侵害,孩子却不可以这样保护自己不受她的侵害。从孩子角度来看,假如母亲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是一个通过自己的工作,通过自己与社会的关系,而不是专横地通过子女去实现自我的女人,那么这将是十分理想的;让孩子呆在父母身边的机会比现在少得多,让孩子在别的孩子中间,在同他有着非个人的单纯关系的那些成年人的指导下,完成自己的学习和娱乐,这同样是十分理想的。

即使孩子在幸福的或至少是平衡的生活中被当成宝贝,他也不可能代表母亲的视野极限。

他不可能使她摆脱她的内在性;她塑造了他的肉体,她哺育了他,她照顾了他。但是她只可能创造出一种只有身为独立者的孩子本人才可以超越的处境;即使她把赌注押在他的未来上,她在空间和时间的超越也仍要依靠代理人,这就是说,她仍注定是依附的。不但她的儿子会忘思负义,而且他的失败将证明她的所有希望都是不真实的:这就如同在婚姻或爱情当中,当唯一靠得住的做法是自由地承担她本人的义务时,她却要让别人去证明她生存的正当性。

我们已经看到,女人的劣等性源于她从一开始就受重复性生活的局限,而男人为了过一种他认为比非本意地沿袭纯粹生存更为重要的生活,则炮制出种种理由;让女人受母性的束缚,将会使这种处境永远地维持下去。她今天要求参与很时兴的活动,而在这种活动中,人类想不断地通过超越,通过向新的目标、新的成就的运动,找到对自身生存正当性的证明;

除非生命有意义,否则她不可能同意生出生命;如果没有在当代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努力发挥作用,她就不会成为母亲。生产炮灰、奴隶、牺牲品,还是相反,生出自由人,这完全是两回事。在一个组织得当的社会,孩子将基本上由社会机构来管理,母亲将得到照顾和帮助,母性对女人将不完全是与职业不相容的。相反,有工作的女人——农民,化学家,或作家,将会轻而易举地度过孕期,因为她对自己并不十分在意;个人生活最丰富的女人,给予孩子的将最多,向孩子索取的将最少;她若在努力和斗争中掌握了人的真正价值的意义,将最能恰如其分地把孩子抚养成人。如果说今天女人基本上无法把让她离开家几小时并让她精疲力竭的职业,同孩子的最佳利益协调起来,那么这一方面是因为,女性的职业至今仍基本上是奴隶性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没有人作出努力为在家外的孩子提供照料、保护和教育。就社会方面来说,这是失职问题;但是,借口某种自然法则、上帝或者人类需要母子相互独占来为此辩护,则是虚伪的;这种束缚,实际上只会造成双重的毁灭性的压迫。

那种认为女人通过母性可以具体实现和男人平等的看法纯属欺骗。精神分析学家们曾煞费苦心地证明,孩子会给女人提供阴茎的对等物;但是,这个男子汉的标志虽然值得嫉妒,却没有人会自欺说,仅仅占有阴茎就可以证明自己生存的正当性,或者达到生存的顶点。关于母亲神圣权利的谈论也不乏存在;但并非是由于做了母亲,女人才赢得了选举权,未婚母亲至今仍是声名狼藉的;只有结婚,母亲才能获得荣耀——这就是说,只有从属于丈夫,她才能获得荣耀。只要丈夫仍是家庭的经济首脑,孩子十分依赖的就是他而不是她,尽管她花在他们身上的时间比他要多得多。如我们所见,这就是母子关系完全受她与夫文关系的影响的原因。

因此,夫妻关系、家务劳动和母性形成了一个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的整体。若妻子能和丈夫亲密地结合在一起,她就可以愉快地承受家务负担;若能对有孩子感到幸福,她就可以容忍她的丈夫。但这种和谐不是轻易就能够达到的,因为分派给女人的各种职能彼此不协调。

妇女杂志充满了给主妇的忠告,它们教给主妇洗碗时如何保持性魅力的艺术,怀孕时仍穿着入时的艺术,以及把撒娇、母性和经济协调起来的艺术。但是,甚至连一丝不苟地照这类忠告办事的妻子,不久以后也会被她的操劳弄得头昏脑胀,未老先衰;有一双因洗碗而变粗的手和一个因怀孕而变形的身体,而又依然想吸引人,这真是比登天还难。因此色情型女人开始怨恨起孩子,因为他们毁了她勾引人的能力,使她失去了丈夫对她的注意。另一方面,若她属于十分有母性的类型,她就会对丈夫宣称孩子及其他一切都归他个人所有感到嫉妒。

如我们所见,结果又是“好”主妇在反对生命活动:孩子成了打蜡地板的敌人。在伴随对干净整齐的家甚是留意而出现的气愤的责骂声中,母爱常常消失了。毫不奇怪,在这些矛盾中挣扎的女人,往往在一种神经质和刻毒的状态下度日;她总是在遭受这样那样的损失,而她所得到的又靠不住,从不在肯定会得到之列。她不可能通过工作本身得到解救,因为她对自己生存正当性的证明,要取决于和她自己的人格相异的自由人格。女人被关在家里不可能形成她自己的生存;她缺乏把自我肯定为个人所需要的手段;因而她的个性不会得到承认。

在阿拉伯人、印度人以及许多农民当中,女人只不过是个雌性家畜,她受尊重的程度依她所干的活儿而定,如果她消失了,会被毫不遗憾地替换。在现代文明中,她丈夫认为她或多或少被个性化了;但除非她彻底放弃自我,如《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那样,在对家庭的热情而专制的奉献中淹没自我,否则她将因被贬为纯粹的一般存在而痛苦。她是那(the)主妇,那(the)妻子,那(the)母亲,她是唯一的而又无法辨认的;娜塔莎以这种最高的自我贬低为乐,并且拒绝做任何比较,以此来否定其他人的存在。但与此相应,现代西方女人却希望感到,人们能辨认出她是这个(this)主妇,这个(this)妻子,这个(this)母亲,这个(this)女人。这是她在社交生活中所要寻求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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